常印佛 [1931 年 7 月 6 日 - 2024 年 4 月 27 日],一位在地质学领域如雷贯耳的名字,身兼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双重殊荣,是杰出的矿床地质学家和矿产地质勘查专家。他以卓越的专业素养、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地质事业的满腔热忱,在我国地质研究与矿产勘查征程上踏出坚实且深刻的脚印,来自江苏泰州泰兴的他,无疑是家乡闪耀的荣光,其生平事迹宛如一部波澜壮阔的地质奋斗史诗,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地质人勇攀科学高峰。
1931 年 7 月 6 日,常印佛出生于江苏泰州泰兴县城。彼时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外有列强环伺,内有社会动荡。然而,泰兴这座小城,依旧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坚韧的民风,为常印佛提供了成长的土壤。1936 年 9 月,他踏入泰兴县襟江小学幼儿班,开启学习生涯,可惜因出麻疹不得不退学在家。1937 年,日军侵华的战火蔓延,社会陷入混乱,稳定的教育环境成为奢望,此后 4 年,常印佛只能留在家里,由熟悉教育的母亲辅导学习。母亲不仅传授知识,更注重培养他良好的道德品行、生活习惯,时常鼓励他立大志、做大事,这些早期教导如明灯,照亮他前行的方向。
1940 年 1 月,泰兴沦陷,亲眼目睹侵略者暴行的常印佛,心中满是悲愤,一颗改变国家贫弱受辱局面的种子悄然种下。1941 年 9 月,他入读宋介之私塾,在这里,他跟随私塾先生学习古方,通读《孟子》《论语》等经典,知识储备日益丰富。也正是在这期间,他听闻乡贤地质学家丁文江与采矿学家严爽的事迹,被地质学的神秘魅力深深吸引,自此,对地质学的向往在心底生根发芽。1943 年 9 月,常印佛进入泰兴县私立延令中学就读,并获得奖学金名额。但 1944 年 9 月,他毅然放弃奖学金,转学至扬陋学塾,继续初二的学业。1946 年 3 月,他又转学至国民党政府所办的泰兴县立中学(扬陋学塾已并入其中),并于当年 6 月初中毕业。此后,他报考省立镇江中学、镇江私立京江中学和台湾中央大学附属中学,皆被录取。1946 年 9 月,因中大附中尚未从抗战后方迁回,常印佛先入读镇江中学。11 月,中大附中迁回南京后,他前往南京报到。
1949 年 1 月,南京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焦点,为避战祸,常印佛一度想转学至上海。4 月 21 日,他与同学前往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和交通部,却发现人员早已撤离。8 月 13 日,常印佛参加北大、清华、南开大学联合招生考试,怀揣对地质学的热爱,他第一志愿填报清华大学地学系,第二志愿为北京大学地质系,第三志愿是清华大学水利系。最终,他被清华大学地学系录取。9 月,常印佛满怀憧憬地到清华大学报到,学号为 38743,专业确定为地质学(当时清华大学地学系设有地质学与地理学两个专业)。10 月 1 日,他有幸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见证这一伟大历史时刻。10 月,他便与同学一道,跟随袁复礼前往张家口、下花园和宣化龙烟铁矿实习,迈出地质实践的第一步。1950 年 11 月,常印佛积极投身抗美援朝宣传活动,前往北京环卫局,与二三十个工人一同,白天参与劳动,晚上座谈交流,持续一周时间。期间,在杨遵仪带领下,他又前往唐山开滦煤矿实习,积累更多实践经验。1951 年暑期,他奔赴浙江杭州、江山、常山一带开展野外实习,在校期间,也常前往北京西山等地实习,如红山口、鬼见愁、杨坊、周口店等地,不断提升自己的实践能力。
1952 年 1 月,常印佛参加 “三反运动”,3 月参与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并被定性为 “忠诚老实”。6 月,他从清华大学毕业,暂留北京。8 月 10 日,参加地质部成立大会后,得知自己被分配到铜陵 321 地质队。离京前,他特意拜访地质学家谢家荣和孟宪民,虚心求教。9 月,常印佛南下至南京,拜见老地质学家侯德封后,前往安徽铜陵铜官山。到岗后,他被安排在郭文魁与沈永和各自负责的矿段从事钻探地质编录工作。期间,在郭宗山带领下,他和冯钟燕参与青石山矿段的普查和 1:2500 填图工作。10 月 18 日,常印佛随陈庆宣前往贵池开展地质普查填图工作,直至 12 月 17 日返回铜陵。此次工作,他们填制了贵池地区 1:5 万地质图 3 幅,调查面积达 1200 平方公里,编写了贵池地质普查小结,还发现铜山一带的铁帽、炼渣、古掘迹以及黄山岭(血水窝)铅锌矿。
1953 年 3 月,常印佛随李锡之对贵池铜山、安子山进行普查评价,测制 1︰1 万地质图并施工槽探,大胆预测铜山铁帽下存在矿体,建议开展详查。夏季,他返回铜官山。8 月,他独立带领小组前往繁昌进行地质普查。秋季,因表现出色,他由实习员转正为技术员。10 月,常印佛回到铜陵,参与编写《铜官山铜矿地质报告》(中间报告性质),负责编制图表和储量计算工作。1954 年年初,铜官山铜矿中间报告编写完成并上交,郭文魁调离 321 地质队。随后,常印佛参加地质部召开的全国有色金属专业会议。3 月,他前往江北的湖东(现称枞阳)开展普查,填制 2 幅地质图。7 月,编写完成《湖东地质普查小结》,并前往庐江石门庵进行矿床评价。10 月,国家矿产储量委员会决议,将铜官山中间报告与补充报告合并为一份最终报告,12 月,报告编写组正式成立,常印佛负责具体编写工作。
1955 年 2 月,常印佛回到铜官山,全身心投入《安徽铜陵铜官山铜矿地质勘探报告》的编写工作。6 月,报告顺利完成并上交。7 月,他调至南京地质部华东地质局,被分配到地质矿产处,负责有色金属地质勘查技术管理工作,在时任华东地质局副总工程师严坤元的领导下,他收获颇丰。1956 年 6 月,常印佛离开华东地质局,加入中苏技术合作扬子江中下游铜矿普查队(374 队),担任中方总地质师李锡之的主要助手。6 - 7 月间,他与杨育才队长陪同苏联专家根・谢・耶果罗夫前往铜陵、枞阳踏勘选点。8 月,对安徽青阳田埂东山铜矿进行远景评价,并与谢显明、惠胜恩、刘兆连、吴国瑜共同编写评价报告,10 月 28 日上交。秋季,在工资改革中,他晋升为工程师。12 月,常印佛带队前往湖北房县宋洛河区和竹山花竹溪 —— 擂鼓台铜矿点进行路线调查。1957 年 1 月,野外调查结束后,常印佛开始室内工作,撰写调查报告。3 月,鄂西北调查报告完成。7 月 1 日,协助魏文开(374 队二分队技术负责人)编写完成《安徽铜陵顺安狮子山铜矿远景评价报告》。12 月,他调至铜陵 321 队,担任技术负责人。
1958 年,常印佛继续对狮子山铜矿展开勘查,成功证实东、西狮子山均为具有工业价值的铜矿床,且相继进入勘探阶段。春季,通过对铜陵凤凰山地区药园山矿床物探详查工作成果的综合研究,他果断通知分队技术人员布置钻孔打钻。同时,接待中科院地化所欧阳自远前来铜陵,研究矽卡岩铜矿中铂族元素分布问题。4 月,安徽省地质局成立,321 队归其领导。4 月 28 日,在 “反右” 运动中,常印佛被定性为 “中左”。夏季,他派 321 地质队 1 分队(分队部驻狮子山)人员开展铜陵市鸡冠山铁矿普查。7 月,参加安徽省地质局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落实 “大跃进” 运动具体措施。8 月 4 日,安徽省地质局决定,321 队与大通地质队合并,合并后仍为 321 队,除铜之外,开始承担煤和锰的勘查任务。8 - 9 月间,374 队撤销,其在青阳、贵池、东至一带的分队并入 321 队,此时 321 队工作范围大幅扩大,涵盖安庆地区四县以及芜湖地区繁昌、南陵的一部分。皖南各县纷纷成立自己的地质队,321 队派出技术人员前往铜陵、青阳、贵池、东至四县,支持当地地质工作。10 月,常印佛随 321 地质队总部从铜陵迁至贵池。同时,派出 321 队普查小分队对青阳县峙门口硫铁矿进行评价。此外,他还参加新设立的安庆地区地质分局工作会议,会后随分局领导前往枞县及其与桐城、怀宁接壤地带,考察 “大跃进” 开始后的地质工作。12 月,面对 “大跃进” 导致地质工作质量严重下降的情况,常印佛以书面形式向上级反映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措施。321 地质队 2 分队与贵池县地质大队对贵池六峰山地区华督岭铁帽进行检查,编写了《六峰山铁矿普查报告》。
1959 年 3 月,安徽省地质局召开干部扩大会议,会上印发常印佛关于提高地质工作质量的报告,并对他进行通报表扬。9 月,为国庆十周年献礼,他开展第一个探索性研究 ——“铜官山矿床的勘探类型”。通过广泛搜集开采坑道资料,与打钻时的矿体形态和数值进行对比,深入探讨采矿前后的变化,对该矿床主矿体的勘探类型和勘探网度提出全新认识,对勘探工作具有重要实际指导意义。321 地质队 3 分队(分队部设凤凰山)发现药园山矿段半隐伏的二号主矿体,常印佛迅速组织力量加速勘查,推动项目由普查转入详查。10 月,他参加地质部在贵阳召开的全国多金属矿床地质会议。1960 年 2 - 9 月,在 “点面结合” 思想指导下,常印佛组织力量对黄山岭铅锌矿一号、二号矿体进行勘探,后因国民经济调整,此项工作被迫中断。9 月,他指导 3 分队编写完成《安徽省铜陵金山冲铜矿床评价报告》,并被任命为 321 队总工程师。期间,接待地质科学院矿床研究所闻广,协助其开展凤凰山岩体与成矿作用的研究,还派人参与配合。同时,接待地质科学院物化探研究所邵跃,到狮子山进行原生晕地球化学研究。1961 年,常印佛组织力量对凤凰山铜矿区药园山矿床进行勘探,在此过程中,开始深入研究铜陵地区的控矿规律。经过不懈努力,他发现隐伏基底断裂制约和控制了铜陵矽卡岩铜矿带,铜矿形成受两组不同方向的基底断裂制约,其中一组近东西向的断裂带控制了整个铜陵地区的岩浆 - 成矿活动,这成为该地区最主要的也是基本的控矿构造。12 月,常印佛开始主持在 321 地质队开展铜陵地区 1:5 万普查 - 测量任务(铜陵是地质部在全国布置的 4 个试点之一)。后来,地质部将铜陵经验推广到全国,并要求编写 1:5 万普查 - 测量规范。这一年,基本完成鸡冠山铁矿的勘探工作,同时结束对天鹅抱蛋山硫铁矿的普查和初步勘探野外工作,发现该矿石金量较高,且含砷,证实这是一个硫、金、砷共生矿床。1962 年 7 月,常印佛提交鸡冠山铁矿评价报告,并接待水文地质专家朱学稳来队考察研究。此后,开始着手准备编制狮子山详勘报告,调集力量开展坑道编录、各类实验研究、资料复查等多项工作。
1963 年,常印佛主持并组织周作祯、黄广球、阎如燧、汪德铺、杨成兴、陈训雄、黄许陈、张兆丰等二三十名工程技术人员,共同编写《安徽铜陵狮子山矿区东、西狮子山铜矿床地质勘探报告》。报告中详细写入对铜陵地区控矿规律的研究成果,准确计算工业储量,并于年底前全部印制完毕提交。期间,接待物化探所化探专家李善芳、朱炳球、金仰芬等人来队进行方法研究。1964 年以前,常印佛主要专注于矿产勘查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1965 年,他被地质部先后派往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从事援外地质技术工作,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传播到国外,为国际地质合作贡献力量。1978 年以后,常印佛供职于安徽省地质局,继续在国内地质领域发光发热。1991 年,凭借在地质领域的卓越贡献,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 年,又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 年,常印佛荣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这是对他科研成就的高度认可。2002 年,他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首任院长,为高校地质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新活力。2010 年,常印佛被聘为合肥工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教授,继续投身于地质人才的培养工作。
常印佛长期致力于矿产地质勘查和研究,对世界上不同成矿环境中的几个主要铜矿类型有着极为深入的了解与研究。他发现了铜陵近东西向隐蔽基底断裂带,提出一套有关陆内成矿带的构造背景、地质环境、成矿特征和富集规律的系统理论认识,极大地丰富了陆内成矿理论,为找矿预测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他所提出的 “层控 (式) 矽卡岩型” 矿床的分类建议及相应成矿模式,创新性地发展了矽卡岩成矿理论,有效指导找矿实践。此外,他提出的安徽沿江地区第二轮普查和立体填图建议,收获一批重要成果。在直接指导找矿方面,常印佛更是功绩卓著,为铜陵有色冶炼基地的发展提供丰富的后备资源。他的代表作《关于层控式矽卡岩型矿床》和《长江中下游铜铁成矿带》,在地质学界影响深远。1986 年,他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地矿部科技成果奖一等奖,以表彰他在地质科研领域的突出贡献。
常印佛不仅在科研上成果丰硕,还荣获众多荣誉,如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地质系统劳动模范”,以及阿尔巴尼亚一级劳动勋章等。在生活中,他为人谦逊、和蔼可亲,对晚辈关怀备至,总是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经验和知识。2024 年 4 月 27 日,常印佛因病医治无效,在合肥逝世,享年 93 岁。他的离去,是我国地质学领域的重大损失,但他留下的宝贵科研成果、严谨治学精神和高尚人格品质,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激励着无数地质工作者在探索地球奥秘、寻找矿产资源的道路上奋勇前行。在他的家乡江苏泰州泰兴,人们以他为傲,他的事迹在家乡广泛传颂,成为激励后人不断进取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