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遵生平事迹
1905 年 8 月,林遵出生于福建闽侯(今福州市)的一个海军世家,原名林准,字尊之。其父亲林朝曦毕业于江南水师学堂第二届鱼雷班,在海军领域履历丰富,曾担任烟台海军学堂教习、烟台海军学校教官、南京海军雷电学校教官、南京海军鱼雷枪炮学校学监,还亲身参与了中日甲午海战。林遵的舅父同样在海军任职。此外,他还有一层特殊身份,是号称近代中国 “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侄孙(林则徐从弟曾孙)。在祖辈的影响与家庭的熏陶下,林遵自幼便树立起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对海军事业满怀热忱。他最初在私塾接受启蒙教育,12 岁进入福州西城小学,毕业后升入格致中学继续求学。
1922 年,林朝曦奉调前往南京出任海军雷电学校学监,林遵也随之迁往南京,入读南京金陵中学。1924 年,林遵凭借优异成绩考入烟台海军学校。1926 年,在校期间的林遵结识了中共党员郭寿生。郭寿生创办了中共外围组织 “新海军社”,并主编《新海军》月刊,林遵积极加入 “新海军社”,成为《新海军》月刊的热心读者。为响应北伐,他们在校内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大胆抨击军阀统治。
1928 年,山东军阀张宗昌怀疑烟台海军学校师生与南方国民革命政府暗中勾结,盛怒之下下令逮捕学生,并封闭学校。北京政府交通部随后将烟台海校学生转送至福建马尾海校。林遵所在的尚未毕业的第 18 期(也是该校最后一期)学生,随校并入福州马尾海校继续完成学业,并于当年被分配到南京鱼雷枪炮训练班见习。1929 年 7 月,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计划派遣首批学员赴英留学。林遵经海军部政务次长陈绍宽亲自考核,成功入选。同年 11 月 5 日,林遵从上海启程,辗转前往英国。留英期间,林遵等人虽遭受诸多歧视,但为了学习先进技术以保卫海疆,他们忍辱负重,刻苦钻研。先后在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和朴茨茅斯海军专科学校,系统修完了枪炮、水中武器、通信和航海等专业课程。
1934 年 8 月,林遵学成回国,先后在 “宁海” 舰、“海容” 舰担任枪炮员、航海官。然而,不到半年,他就被调至福州马尾海校担任队长。不久后,又转任 “自强舰” 副长。1937 年 3 月,时任 “自强” 舰副长的林遵被召至海军部,他将以海军上尉武官的身份,作为中国政府特使、海军部长陈绍宽的随员,加入 “赴英祝贺英皇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特使团” 前往英国。5 月下旬,身在伦敦的林遵又接到新指令:前往德国接收订购的 6 艘潜艇和 1 艘潜艇母舰,并负责管理在那里学习潜艇技术的 10 名学生。
全面抗战时期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德、日加紧勾结,不断拖延交船时间,最终毁约。面对接艇无望且国内战火纷飞的局势,林遵等人忍无可忍,多次请求回国参战。1939 年 5 月,林遵满怀义愤回国,投身抗日战争,担任国民党海军 “永绥” 军舰代理副舰长。1940 年,国民海军实施分段封锁布雷策略,林遵出任第五游击布雷大队少校大队长,活跃于长江中游的贵池县一带。1 月 20 日,林遵指挥部队在两河口江面布设 15 具漂雷,成功炸沉日军一艘大型运输船和一艘汽艇,因此受到上级嘉奖。11 月,林遵再度率领 27 名队员,在贵池、西河口、黄石矶等地冒险布雷,击沉敌舰 1 艘、汽船 4 艘、大火轮 1 艘。凭借这些战功,林遵先后荣获甲种乙等陆海空军奖章、甲种二等光华奖章和陆海军甲种一等奖。林遵和他的布雷大队持续给予日军沉重打击,以至于日军张贴布告,宣称捉到姓林的队长将给予重奖。
1941 年 9 月,为配合第二次长沙会战,切断日军长江水道补给线,林遵亲自率领 30 余名布雷官兵,冒险深入敌后贵池地区。由于日军沿江收缴民船,一时间难以找到船只用于布设水雷。林遵以身作则,带头跳入江中,推着水雷奋力游向中流进行布设。当他们泅水返回时,遭到日军包围,被困在江边一块狭小区域,形势万分危急。在敌人的狙击下,布雷队 3 人伤亡,其余人员急忙泅渡返回秋浦河南岸,随即又被冲散。林遵和几名队员潜入茂密的玉米地,才得以躲过搜捕。10 月 5 日,在营救部队的接应和当地群众的掩护下,林遵等人乘隙脱险归队。刚脱离险境,林遵便又带领部下迅速投入到紧张的布雷战斗中,在贵池、铜陵、大通江面重新布设水雷,炸沉了 5 艘日军舰船。据统计,仅林遵所在的第二布雷游击总队,在 5 年多时间里,转战于湖口至江阴的游击区,共布放水雷 1370 具,炸沉日军大小军舰、运输舰等 114 艘,另有汽车 20 余辆,毙伤敌 5000 余人。海军开展的机动灵活的布雷游击战,使得日军在占领宜昌数年间,始终无法溯江而上进犯四川。林遵因战功卓著,被擢升为海军上校。1942 年 2 月,林遵经同学林祥光介绍,前往重庆国防部研究院学习军事科学。1944 年,林遵学成毕业,被分配至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担任海军参谋。
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林遵受命担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馆海军上校副武官,同时被临时调任国民党海军驻美国舰队指挥官,负责带领在古巴关塔那摩基地进行战术科目训练的八艘军舰及一千名中国海军官兵回国。这 8 艘军舰包括:排水量各 1400 吨左右的护航驱逐舰 “太康” 和 “太平” 号;各约 800 吨的猎潜艇 “永春”、“永兴” 号;扫雷舰 “永顺”、“永宁”、“永定”、“永胜” 号;以及 1 艘 1400 吨的 “峨眉” 号运输舰。由中国海军军官指挥一支舰队横渡太平洋,这在旧中国海军史上尚属首次。
解放战争时期
1946 年 5 月,林遵率队顺利回国后,这支舰队旋即被解体。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电令:“峨眉号” 驶往青岛,其余八舰直接前往南京,接受打内战的任务。抗战胜利后,侵占西沙、南沙群岛的日军撤至海南榆林港,向中国军队投降。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此前先后被法国、日本侵占长达几十年,日本投降后,依据《波茨坦公告》和 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签署的《日本投降书》相关条款,应由中国政府派遣海军舰队与行政长官前往接收。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国民党政府在收复台湾后,决定收复南海诸岛主权,派遣舰队前往西沙、南沙群岛勘界立碑,并留兵驻守。同时,由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内务部、海军总司令部、联勤总部等部门派员,随舰队一同前往接收。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第二署海事处负责筹备进驻西沙、南沙群岛事宜,最终确定由驱逐舰 “太平” 号、坦克登陆舰 “中业” 号和 “中建” 号、扫雷舰 “永兴” 号组成 “前进” 舰队,执行此项任务。经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提名,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馆海军武官的林遵,担任舰队指挥官。
1946 年 7 月,林遵正式出任国民党海军进驻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舰队指挥官。10 月上旬,负责收复南沙诸岛主权的 “前进” 舰队在上海高昌庙海军基地宣告成立。摆在舰队指挥官林遵、舰队副指挥官姚汝钰上校、参谋长彭兆荃上校面前的,主要有四大难题。其一,航海资料匮乏,时任 “太平” 舰少校副舰长的何炳材回忆:“当时西沙群岛的航海资料和航法可在航路指南查到,但南沙群岛的航海资料和航法,不论中外航路指南均无阐述,只说这是‘危险地带’。” 更为危险的是,南沙海区既无灯塔,也无任何航标,海面上还常有二战时遗留的漂雷出没。其二,航行海域气候条件恶劣,西沙、南沙海域春季风力一般在 4、5 级,夏、秋季多雨且多台风,而冬季则多强风,风力可达 7 级以上。其三,气象预报极不准确,抗战期间遭受严重破坏的南海气象站尚未恢复,无法为舰队提供及时可靠的气象预报。其四,航行途中缺少安全的避风锚地,西沙群岛的锚地状况尚可,但南沙群岛底质多为碎石、沙子和珊瑚,舰艇容易走锚。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前往南海执行任务需承担极大风险,舰队中不少官兵心生顾虑。林遵却坚定地认为:收复南海主权关乎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必须克服重重困难,争取在限期内圆满完成任务。经过研究,林遵决定将舰队兵分两路,由他亲自率领 “太平” 舰和 “中业” 舰进驻南沙群岛的最大岛屿 —— 长岛,舰队副总指挥姚汝钰则率领 “中建” 舰和 “兴业” 舰进驻西沙群岛的最大岛屿 —— 林岛。舰队除携带长途航行必备的通讯设备、生活补给物资以及南海地理、气象资料外,还准备了派驻岛上的卫戍兵力及其生活必需品,包括一个连官兵居住的活动房屋,以及计划在岛上繁殖的猪、牛、羊等牲畜和蔬菜种子等。为防范途中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林遵特意下令各舰备足枪炮弹药,增设高射机枪,并在吴淞口海面进行了一次演习。10 月 26 日,舰队在上海集结完毕,29 日从吴淞口启航,经舟山群岛、珠江口直驶虎门。
1946 年 11 月 8 日,舰队从虎门驶进海南岛的榆林港。林遵一面命令各舰补充淡水和食物,一面寻找当地熟悉海情的渔民,详细了解西沙、南沙群岛的情况。10 日,随着林遵一声令下,舰队起锚出海。然而,刚驶出港口 10 多海里,海面上突然狂风大作,小山似的巨浪将舰艇一会儿抛上浪尖,一会儿又狠狠摔进低谷。在惊涛骇浪中,“中业” 和 “中建” 两舰横摇至 30 度,几乎面临倾覆危险。祸不单行,舰队旗舰 —— 排水量 1430 吨的太平舰发动机突发故障,无法远航。出于安全考虑,林遵只得下令舰队返航,等待天气好转。几天后,大海恢复平静,碧空万里,舰队再次启航。当地人形象地说:南海就像泼辣妇人的脸,说变就变,毫不留情。果不其然,舰队刚出发不久,狂风再次骤起,海面上巨浪汹涌,波涛翻滚。舰队与狂风恶浪整整搏斗了一天,艰难行进近百海里。此时,黑压压的云层笼罩着无边无际的大海,富有航海经验的林遵敏锐地意识到,这很可能是台风的前兆,如果继续前行,极有可能舰毁人亡。于是,他果断下令返航,次日凌晨,舰队安全返回榆林港。两次无功而返并未动摇林遵收复南海主权的坚定决心。为确保行动稳妥,林遵命令姚汝钰率 “永兴” 和 “中建” 两舰于 11 月 23 日趁风浪稍减之际,先行出航,次日凌晨抵达林岛。官兵们登岛后,发现原有建筑已被尽数破坏,于是迅速搭建营房,构筑工事,修建炮位,并竖起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碑的正面刻有 “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落款为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张君然立”,背面刻有 “卫我南疆” 4 个字。同时,将岛名按所乘军舰名改为永兴岛,另一个大岛屿命名为中建岛,以作纪念。随后,“永兴” 和 “中建” 两舰又圆满完成了西沙群岛地图测绘工作。至此,收复西沙群岛的任务初步取得成功。两年后,参与首次登岛行动的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海事处上尉参谋张君然再次奉命登上永兴岛,担任西沙管理处少校主任,重新立起 “南海屏障” 碑。如今,这座碑依然屹立在永兴岛上,默默诉说着那段沧桑的历史。时光流转,40 多年后的 1991 年 4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永兴岛西沙军港立起一座 20 余米高的大理石碑。朝海方向是一幅巨大的《中国南海诸岛图》,朝岛方向刻有 “中国南海诸岛工程纪念碑”,上书:“南海诸岛沧桑千年,炎黄子孙创业今朝,今于永兴岛立碑铭志,以昭千秋。”
1946 年 12 月 9 日,天空晴朗,风平浪静,正是出海远航的绝佳时机,林遵第三次下达出航指令,目标直指长岛。当日清晨 8 时,舰队满载着国人的殷切期待,缓缓驶离榆林港。此次航行十分顺利,12 日 11 时左右,“中业” 和 “太平” 两舰先后在长岛西南岸外下锚。上岛后,林遵、李敦谦及政府接收代表举行了庄重的进驻仪式,并拍照留念,宣布将长岛按所乘军舰名改称太平岛,南沙群岛第二大自然岛被命名为中业岛。官兵们发现岛上西南部有一座日军修建的纪念石碑,上方绘着太阳旗,下方刻有 “大日本帝国” 字样。林遵当即下令毁掉这块侵略者宣扬战功的石碑,在原址筑起一块高约 1 米的水泥石碑。正面刻有 “太平岛” 3 个字,背面刻有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重立”,左右两面分别刻有 “太平舰到此” 和 “中业舰到此”。值得一提的是,西北大学地理系教授郑资约受国民党政府委托,随舰队参与了此次行动,负责南海岛屿国界的划分,整理南海水域的岛礁、石群及沙滩名称工作。根据实地测绘结果,郑资约绘制完成了 “国民政府内政部绘制南海诸岛位置图、西沙群岛图、中沙群岛图、南沙群岛图、太平岛图、永兴岛图、石岛图及南海诸岛新改名及旧名称对照表”,后编入《南海诸岛地理志略》一书,由上海商务书局正式出版。书中在中国南海地图上画出一条 “U” 形段线,用以标明中国南海疆界。15 日,林遵率舰队官兵和政府代表,与驻岛官兵依依惜别后,离开太平岛,先后巡视了南沙群岛北部的南钥岛、中业岛、双子岛等岛屿,然后返航驶回榆林港。至此,南海主权收复与进驻任务顺利完成。曾被法国殖民者和日本侵略者先后侵占的南海诸岛,再次回归祖国怀抱。当时,国际社会包括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均无异议。中国军队甚至乘坐美国军舰收复了南海一些岛礁。按常理,林遵理应受到重用,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撤销海军总司令部,成立 “海军指挥部”,由陈诚兼任主任,迫使海军元老陈绍宽下台。不久后,又恢复 “海军总司令部”,蒋介石的亲信、号称 “十三太保” 之一的桂永清出任海军总司令。林遵作为陈绍宽的部下,属于被排挤的 “马尾系”,仅被安排了一个有职无权的海军点验委员会副主任职位。
1948 年 2 月,林遵突然被任命为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少将司令,驻防长江地区。林遵深知,这是要他率队配合国民党陆军抵御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彼时,第二舰队仅有 3 艘护航驱逐舰、3 艘炮舰及 2 个炮艇队,且都是些破旧的小舰只。其中,“永绥” 舰甚至还是清朝慈禧太后的座舰。显然,这是桂永清为保存实力,不舍得将较好的主要舰艇部署在长江,准备随时逃往台湾,却让第二舰队在长江一线阻挡人民解放军,充当内战炮灰。林遵陷入了两难境地,不知何去何从。正在他郁闷之际,同乡兼地下工作者吴石前来拜访。吴石与林遵推心置腹,两人秉烛夜谈直至天亮。吴石为林遵深入分析当前局势,并提出上、中、下三策供其抉择。下策是为蒋介石卖命,换取加官进爵、荣华富贵;中策是效仿晚清海军提督萨镇冰,保持中立,告老还乡;上策则是率领舰队起义,投身革命。听了吴石的 “三策之论”,林遵心中逐渐有了方向。渡江战役前夕,毛泽东同志早已意识到,时任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的林遵,是突破长江天堑的关键人物。若能在解放军渡江前夕争取林遵起义,既能瓦解国民党长江防线中的水上 “钢铁堡垒”,加速渡江战役的胜利进程,又可为组建新中国的人民海军创造有利条件。为此,毛泽东特意致电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吴克坚,选派得力干部与林遵接洽。为策动舰队起义,党中央通知上海地下党,设法通过郭寿生(林遵曾经的海军同乡同学)与林遵取得联系。从 1948 年开始,到 1949 年 4 月 23 日起义为止,中共地下党组织和第三野战军策划第二舰队起义,执行策反任务的林亨元、郭寿生、孙克骥等人,先后近 10 次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驻地镇江,与林遵会面。林遵会见中共策反人员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