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嘉璈[公元1889年－1979年，中国现代银行之父] 上海市宝山区人物 张嘉璈（1889年11月12日－1979年10月13日），字公权，生于上海嘉定。清末秀才，居上海金融“四大名旦”之首，是民国时期银行家的杰出代表。 著有《通货膨胀的曲折线》《1939至1950年中国的经验》《中国发展铁路的斗争》《近代中国经济变化的制度和动力》等。 1979年10月13日，张嘉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辞世，终年90岁。 张嘉璈：金融巨擘的传奇人生 张嘉璈，这位在中国近代金融、政治与社会发展进程中留下深刻印记的人物，其一生充满了跌宕起伏与传奇色彩。 成长背景与早期经历 1889年11月12日（一说11月13日），张嘉璈出生于上海嘉定的一个儒医兼经商家庭。家庭的文化底蕴与商业氛围，为他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02年，年仅14岁的张嘉璈考入上海广方言馆，开启了接受新式教育的征程。在广方言馆，他接触到了西方的知识与理念，视野得以拓宽，为未来的人生之路埋下了多元化发展的种子。 1906年，张嘉璈远渡重洋前往日本留学，进入庆应大学潜心学习经济学。留学期间，他沉浸于专业知识的海洋，系统地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熏陶，为日后投身金融领域积累了深厚的专业素养。1909年，学成回国的张嘉璈最初投身于媒体行业，先后在《国民日报》《交通官报》等媒体任职。这段经历不仅锻炼了他的文字能力与信息敏锐度，也让他对社会动态与舆论传播有了深刻理解。随后，他踏入政界，担任浙江都督府秘书一职。在此期间，他展现出了独特的识人眼光，发掘了尚在学生时代的天才诗人徐志摩，并促成了妹妹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婚姻。然而，官场的黑暗让他深感失望，不久后，他毅然转身，投身于金融界，开启了人生新的篇章。 1913年底，张嘉璈进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担任副经理。初入金融核心领域，他便展现出非凡的才能与抱负，为日后在金融界的崛起奠定了基石。1917年8月，他的职业生涯迎来重要转折，调往北京，升任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随后又晋升为总经理，逐步成为中国银行的核心领导者之一，开始在金融舞台上施展自己的才华与抱负。 金融领域的卓越贡献 维持银行独立，对抗军阀干预 在上海金融圈，张嘉璈结识了李铭、陈光甫、徐新六等年轻金融家，共同构建起了最初的人脉网络。由于他们大多出身江浙两省，被外界称为“江浙财团”甚至“江浙财阀”。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金融界，充满了与各路政治势力的博弈，张嘉璈也身处其中。 1916年5月，张嘉璈迎来了与北洋政府“军阀”的首次激烈交锋。当时，北洋政府财政陷入极度困境，为缓解压力，竟下达命令，要求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停止兑换钞票、支付存款。“停兑令”一出，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北京、天津、济南等地引发了严重的挤兑潮，市场陷入混乱，各行各业遭受重创。当这一命令传至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时，张嘉璈与上司宋汉章经过深思熟虑，一致认为若执行此命令，不仅中国银行的信誉将瞬间崩塌，更会给新生的中国金融业带来毁灭性打击。在张嘉璈的坚定支持下，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做出了勇敢的决定：连续三天照常兑现钞票、支付应付款，并通过《申报》公开拒绝执行停兑令。这一果断且明智的举措，赢得了上海市民的高度信任，成功平息了挤兑风暴。时年28岁的张嘉璈，凭借在此事件中坚定的态度和勇于担当的精神，在金融界声名鹊起，树立起了极高的威望。 此后，面对军阀混战中银行被肆意当作敛财工具，不断被强迫为各项开销垫款，有沦为“军阀提款机”危险的严峻局面，张嘉璈痛定思痛，采取了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举措——大力引入商股。他深刻认识到，只有改变银行的所有权结构，使商股在股份占比中超过官股，中国银行才能摆脱军阀的肆意操纵以及政权频繁更迭带来的负面影响。经过不懈努力，至1923年，商股已占据中国银行全部股份的99.75%。这一举措成效显著，在那个纸币普遍贬值的艰难年代，中国银行发行的京钞总体保持坚挺，这与银行成功与军阀保持距离、实现相对独立密切相关。在此期间，张嘉璈还充分利用稳定发展的契机，依照现代银行的先进经营管理理念和规则，对中国银行进行了全方位改造。他推动成立监事会，引入西式会计制度，完善银行各项规章，使中国银行逐步迈向现代化经营管理模式。 推动中行国际化进程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计划将中国银行继续作为政府的中央银行。然而，时任中国银行副总经理的张嘉璈有着更为宏大的愿景，他希望中国银行能够保持独立自主的商业地位，发展成为真正具有近代化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的大银行。为此，他毅然放弃了中国银行的中央银行地位，将其定位为“政府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这一精准定位，是基于对1919年至1928年中国对外贸易形势的深入分析与判断。自1919年起，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日益密切，贸易额呈现出逐年稳步上升的良好态势。张嘉璈敏锐地察觉到，专注于国际汇兑业务，将为中国银行服务贸易金融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1930年初，中英、中日、中美贸易在中国外贸进出口中位居前三位，而新加坡则是侨汇的主要来源地。基于此，中国银行海外分行网络的建设便从这4个国家和地区率先展开。 当选为中国银行总经理后，张嘉璈决心推动银行的全面改革与国际化发展。1929年5月，他踏上了出国考察之旅，耗时10个月，走访了苏联、法、德、英、美等18个国家。在考察过程中，他积极拓展国际业务合作，除了设立伦敦经理处外，还成功与英、美、法、意等多家外国银行建立了直接通汇和代理关系，为中国国际汇兑业务的开展搭建起了覆盖全球的网络。回国时，他还特聘了4位英、德银行专家，借助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协助中国银行对组织机构和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改革，涵盖会计、业务和人事管理制度等多个方面。1929年，中国银行对人事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推行量才录用的考试聘任制度，完善员工服务待遇规程，严明组织纪律，加强教育培训。这些改革措施在金融界树立了全新的风气，成为同业纷纷效仿的典范。1930年，中国银行进一步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对会计制度进行改革，简化业务手续，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内部控制，节省运营费用，为近现代会计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辅助工商”的经营宗旨引领下，中国银行积极推进自身转型。为促进中外民间资金的顺畅流通，中国银行一方面大力推广出口贸易的汇兑业务，积极拓展侨汇业务；另一方面，努力为国内筹措外汇资金。1930年7月，张嘉璈在总行设立国外部，专门统管海外分行网络。至1936年，该部门实现盈利46万余元。与此同时，中国银行的资产总额也实现了快速增长，达到17.19亿元，相较于1927年增长了两倍多。这些显著成就，为中国银行日后的国际化发展道路明确了方向，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注农村金融，开展“农民贷款”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面临着金融资产分布严重失衡的问题，大量金融资产集中于都市，而农村地区金融枯竭，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张嘉璈敏锐地关注到了这一严峻状况。1933年，他花费一个月时间深入西北各省进行调研，次年又用一个半月前往四川实地考察。通过这些深入调研，他深刻认识到农村经济的困境以及金融支持的迫切需求。从西北调研归来后，张嘉璈开始积极呼吁上海金融界及工商界将目光投向内地，加大对内地的投资力度，以救助贫困人群。1934年4月5日，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学会的学术研讨会上，他以“内地与上海”为题发表演讲，明确指出内地经济不景气，将直接影响上海产业界和金融界的发展，强调必须“立刻送钱、送人才到内地去”。 基于对农村金融问题的深刻认识，中国银行于1932年开始在农村试点开展合作社贷款业务。至1934年底，累计贷款金额达197万余元，到期陆续收回133万余元。与中国银行建立借贷关系的合作社共有944个，社员人数超过5万，业务范围覆盖6省40县。1936年，中国银行对合作社的贷款进一步增加至808万元，业务范围扩展到10省117县，涉及94个合作社联合会、3200个合作社以及20.5万农户。此后，在张嘉璈的领导下，中国银行在两年内于13个省份增设了27处分支机构。1934年，农业贷款余额为2216万余元，到1936年增长至4354.5万元，增长率高达96.5%。张嘉璈等银行家发起的这场“农民贷款”运动，犹如一场及时雨，为当时陷入困境的乡村贫民开辟了一条资金通道，源源不断地为农村经济注入珍贵的“血液”，对缓解农村金融困境、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政治生涯的起伏 1928年，中国银行在国民政府的干预下进行改组。尽管形式上有所变动，但张嘉璈凭借其在金融界积累的深厚影响力和卓越的领导能力，在改组后仍实际掌握着中国银行的实权，继续推动着银行的发展与变革。 然而，1935年3月，蒋介石出于政治考量，强行将张嘉璈调离中国银行，改任其为挂名的中央银行副总裁。这一职位调整，使张嘉璈在中国银行的主导权被削弱，他不得不离开自己深耕多年且成果斐然的领域。此后，张嘉璈的职业生涯进入了新的阶段，他先后担任铁道部长、交通部长、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多个重要职务，在不同领域为国家的建设与发展贡献力量。1947年3月，张嘉璈再次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肩负起稳定金融局势的重任。但在复杂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下，他面临着诸多挑战与困境。1948年5月，他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一职，结束了这一段充满压力与挑战的政治生涯。 1949年3月下旬，张嘉璈彻底与国民政府脱离关系，办妥了前往澳大利亚的签证。4月下旬，他离开上海，从此告别了国内复杂的政治与经济环境，开始了在海外的新旅程。 海外岁月与学术贡献 离开国内后，张嘉璈辗转于澳大利亚和美国高校，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与丰富经验投入到经济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在新的环境里，他继续发挥自己在经济领域的专长，为培养新一代经济人才贡献力量。他潜心研究，撰写了《通货膨胀的曲折线》《1939至1950年中国的经验》等著作。其中，《1939至1950年中国的经验》以其自身经历为线索，全面记录了中国自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9年间通货膨胀的发展历程。他从中国的财政、金融、交通运输、工农业发展、外国援助及中日货币战等多个维度，以当事者的视角，详细记录了这一特殊时期战场之外的中国历史，为国际上研究中国通货膨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至今仍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1979年10月13日，张嘉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与世长辞，享年90岁。临终之际，他心中仍眷恋着故土，留下“附葬先垄”的遗愿，渴望魂归故里，展现出他对家乡深深的眷恋与牵挂。 家族关系的脉络 张嘉璈出生于一个显赫且人才辈出的家族。其祖父曾以举人身份担任四川内江县令、邛州知州，在四川任职的十余年里，政绩卓著，赢得了良好的政声。辞官后，祖父退居乡里，定居于嘉定县城，为家族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 张嘉璈兄弟姐妹众多，有兄弟八人、姊妹四人。大哥张嘉保是上海棉花油厂的老板，在商业领域颇有建树；二哥张嘉森，也曾留学日本，是国家社会党的创办人，曾任民主社会党中央主席，在民国政治舞台上颇为活跃；八弟张嘉铸是开发黄豆多种用途的先锋，担任中国蔬菜公司的老板；九弟张禹九是20世纪30年代新月派诗人，同时也是著名的新月书店的老板，在海派文坛享有一定声誉。二妹张嘉玢，即张幼仪，是中国第一家女子银行——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副总裁，还经营着南京路上著名的云裳服装店，她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徐志摩的第一任妻子；小妹张嘉蕊是服装设计师，也是知名的社会活动家。 张家自张嘉璈这一代开始，按照“嘉、国、邦、明”排辈，寓意“国家美好，国土光明”。张嘉璈育有九子，各有不同的人生轨迹。第五子张国立早年前往日本，其妻子张掌珠（本姓谭，后随夫姓）善于持家与烹饪，在当地开设了一家颇有名气的中国餐馆“张夫人饭店”，他们的女儿也叫张邦梅。张国立于20世纪90年代在家中四合院散步时中风去世。第七子张国魁，最初在上海造币厂从事摄影工作，凭借自身努力，从机件维修工逐步晋升为总工程师，娶妻林爱伦（福建人），育有二子邦德、邦华。第八子张国星，原在北平救济分署担任会计，平津战役打响时，因妻子即将分娩而留在国内。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北京冷热汽管厂的一名会计，育有一子二女。20世纪60年代，张嘉璈抵达美国后，与在上海和北京的七子、八子逐渐恢复联系。第九子张国井，可能受张国立的影响，长期居住在日本，起初在五哥嫂的“张夫人饭店”帮忙，后来在药厂、酒店工作，终生未娶，没有留下子嗣。第六子定居加拿大，具体信息不详。张嘉璈的孙女张邦梅毕业于哈佛大学东亚所，专注于中国文学研究，著有《小脚与西服》一书，在学术领域也有所建树。张嘉璈家族成员在不同领域各展才华，共同构成了一部丰富多彩的家族传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