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君劢[公元1887年－1969年，中华民国宪法之父]+像 上海市宝山区人物 张君劢（1887年1月18日—1969年2月23日），原名嘉森，字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笔名君房。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宝山区）人，清光绪秀才。中国政治家、哲学家，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近现代学者，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之一。 张君劢：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张君劢是一位极具影响力且经历丰富的人物。他一生穿梭于学术与政治的双重轨道，在不同领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童年经历与早期教育 1887年1月18日，张君劢出生于江苏嘉定县的一个儒医兼商人家庭。6岁时，他踏入私塾开启启蒙之旅，自幼读书勤奋，悟性超凡。朱熹的《近思录》对他影响深远，不仅涵养了他温和虔敬的性情，更在他心中播下了“尊德性”的种子，成为他一生坚守的信念。 或许因家道中落，12岁的张君劢在母亲的安排下，考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在当时科举仍为主流的社会风气下，这一选择颇为独特。在广方言馆，他接受了系统且多元的教育。每周4天上午学习英文，这为他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基础，使他能够广泛阅读译书局翻译的各类书籍，接触到西方典籍，极大地拓宽了学术视野，让他认识到世界上除了传统的八股文和固有国粹外，还有丰富多彩的学问。 同时，广方言馆对国学教育也极为重视。每周其余3天上午，张君劢诵读国文，主要研习“三通”，即《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这是研究传统中国制度之学的重要典籍。他的国文老师袁观澜（希涛）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在其教导下，张君劢对政治制度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一兴趣伴随他一生。此外，广方言馆开设的策论课程，培养了张君劢的政论写作能力，为他日后擅长撰写政论文章奠定了基础。课余时间，他还沉浸于《资治通鉴》《日知录》和《曾文正（国藩）公全集》等书籍，中国传统士人忧国忧民的道德观深深融入他的血液。 在广方言馆的学习中，张君劢展现出卓越的才华，在中西学方面都取得了优异成绩。袁观澜独具慧眼，对他寄予厚望，认为他必将成为地方的杰出人才。 留学日德：思想的碰撞与升华 1902年，15岁的张君劢参加宝山县乡试，凭借在广方言馆培养的策论能力，轻松考中秀才。次年，他受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对震旦学院宣传的影响，不惜重金进入该学院学习拉丁文。然而，半年后因经济困难，他不得不辍学。 1904年，张君劢考入南京高等学校，但学习未满一年，就因参加抗议俄国侵占中国东北的义勇队，被学校勒令退学。随后，经友人介绍，他前往湖南任教于中学。在湖南授课期间，他谈及国际形势和列强侵略时的激昂言辞，深深感染了学生，展现出他深沉炽热的爱国情怀。 1906年，上海宝山选派8人赴日留学，张君劢和弟弟张公权（张嘉璈）幸运入选。同年3月，尚在蜜月期的张君劢告别新婚妻子沈氏，东渡日本求学。秋天，他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按照清政府的资助规定，他只能学习理化专业，但他对法律和政治学兴趣浓厚，毅然选择了这两个专业，因此半年后资助终止。同时，为他提供撰稿费的《新民丛报》停刊，使他陷入经济困境，但他仍坚持学习。 早稻田大学采用英文教材，张君劢借此接触到众多英文政治和法学典籍。他的老师们在课堂上常提及德国学者及其著作，这使他对德国学术产生了兴趣。在留日期间，他开始正式接触西方学术，早稻田大学作为日本传播现代自由思想的前沿阵地，让他接触到广泛的现代西方政经思想。其中，英美（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思想对他影响最大。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便是摘译英国古典自由主义集大成者弥尔的《代议制政府》而成，可见他对弥尔思想的深刻理解。此外，他对早稻田大学浮田和民讲授的政治哲学印象深刻，课程教材为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之父洛克的《政府论》。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及其释义时，他明确将自己的宪政思想根源追溯到留日时期所接受的宪政民主思想。 在政治行动上，张君劢留日时期参与的立宪改良活动与英美自由主义理念相契合。同时，由于日本学界对德国学术的推崇，他在早稻田大学修习德文三年，研读德国的经济学和宪法，萌生了日后赴德留学的想法。 1910年，张君劢从早稻田大学毕业，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回国后，他参加清廷学部为留学生举办的科考，成绩优异。1911年参加殿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成为“洋翰林”。然而，仅仅数月后，清廷覆灭。张君劢回到家乡宝山，出任县议会议长，并发起成立国民协会和共和建设讨论会，后与其他社团合并为民主党，他成为三十常务员之一。 不久，外蒙古“独立”事件爆发，张君劢与黄远庸、蓝公武等人创办《少年中国》，他发表《袁政府对蒙事失败之十大罪》，因言辞激烈触怒袁世凯，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在梁启超的建议下，1913年初，他前往德国留学，进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 由于拥有早稻田大学政治学学士资格，他只需听讲一年便可提交论文参加博士考试。但在德国的学习中，他遇到了一些困难，德文程度有限，且受清末民初为改良政治和救国而求学问风气的影响，未能深入探究学派背后的“哲学”背景。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他在寝室悬挂战略地图，研究战情，还前往欧洲各地考察，甚至亲临比利时战场前沿。1915年秋，他前往英国旁听议会运作，期间听闻袁世凯酝酿复辟的消息，毅然决定回国参与倒袁。 1916年春，张君劢经西伯利亚回国，先在杭州担任浙江交涉署署长，参与浙江脱离袁世凯的运动，不久辞职前往上海，担任研究系重要文化产业——《时事新报》的总编辑。同年冬，他判断德国必败，力主对德宣战出兵，将编务交予好友张东荪，北上说服梁启超，并与梁启超一同游说段祺瑞等北洋军政要人。 随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张君劢深度参与中枢政治。他担任段祺瑞任会长的国际政务评议会的书记长，陪同梁启超在北洋政要和各国公使间游说。段祺瑞“再造共和”后，研究系因襄助有功，梁启超出任财政总长，张君劢则担任（冯国璋）总统府秘书。然而，他们希望通过研究系主导新国会来实现政治抱负的想法，最终因北洋派系内斗而破灭。梁启超随段祺瑞下野，1917年底，张君劢转任北京大学教授。心灰意冷之际，他决定通过学书写《圣教序》、读汉书、习法文、编大学国际法讲义来提升自己，但这也只是为日后救国做准备，他始终未忘怀政治。1918年10月，从日本考察回国不久，他就致函总统徐世昌，提出应对巴黎和会的建议。不久后，在梁启超的邀请下，他奔赴上海，一同踏上赴欧考察巴黎和会的行程，这次历时三年的欧游对他的思想和人生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玄学鬼”之名的由来 张君劢在欧游期间，深入研究了《魏玛宪法》，对德国人民的服从和奋斗精神深感钦佩，认为这是德国能够迅速实现统一和宪政的关键因素。对比中国自辛亥革命后虽有多种版本宪法，但因崇尚武力而无法实现宪政的现实，他认为中国人缺乏基本的政治品格是问题所在。1921年10月，他撰写了《国民政治品格之提高》一文，系统比较了中西政治的差异，提出以西方的“理性政治”取代中国的“武力政治”，并认为建立理想政党、教育人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1922年1月，张君劢陪同来华讲学的哲学家杜里舒回到中国。此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界对“德（民主）、赛（科学）二先生”的崇拜达到高潮。1923年2月4日，在陪同杜里舒北上讲学期间，张君劢应吴文藻之邀，为即将出国留学的清华学校学生作了一场名为“人生观”的演讲。他以倭铿的《大思想家的人生观》为蓝本，指出科学并非万能，人生观问题不受科学因果律支配，强调“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这篇演讲词刊登在《清华周刊》第272期上，引发了学界的轩然大波。 他的好友、著名科学家丁文江率先对他进行批评，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和《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指责玄学是“无赖鬼”，认为科学方法万能，称是“玄学的鬼附在了张君劢身上”，张君劢由此获得了“玄学鬼”的称号。面对丁文江的批评，张君劢进行了反击，这场笔战逐渐演变成“东方文化救世”的立场之争，众多精英人物纷纷卷入，形成了著名的“科玄论战”或“人生观论战”。虽然从结果论来看，难以判定“科学派”或“玄学派”的胜负，但这场论战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界在思想上的深刻分歧和探索。 也在这一时期，张君劢结识了王世瑛，并对她一见钟情，展开热烈追求。王世瑛在犹豫之际，写信向好友冰心征求意见。冰心在《我的良友─—悼王世瑛女士》一文中回忆，1924年春天，她在美国养病时收到王世瑛的信，信中提及张君劢求婚之事。冰心与张君劢虽素未谋面，但读过他的哲学和政治文章，便回信竭力促成此事。1925年，张君劢与沈氏离婚后，正式迎娶王世瑛，二人感情深厚，共育有五个孩子。然而，1945年，王世瑛在重庆因难产不幸去世，张君劢悲痛万分，为她写下《亡室王夫人告窆述略》，此后余生未再娶。 宪法制定的曲折历程 “科玄论战”只是张君劢人生中的一段插曲，他的核心志向是推动中国成为民主宪政国家，为中国制定出理想的宪法并付诸实践。 他的制宪历程始于1922年回国之初。当时，袁世凯败亡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国内知识阶层为挽救时局，不少人主张通过联省自治实行联邦制。在此背景下，1922年5月7日，八团体国是会议在上海总商会开幕，张君劢应邀出席，并受“国宪草议委员会”委托，草拟了《国是会议宪法草案》两份，其中甲案代表他本人的观点。在这份草案中，他主张在中国实行结合单一制和联邦制的政治体制。鉴于当时中国的国情，照搬美国联邦制可能导致军阀割据合法化，而单一制又因军阀“武力统一”的行径而难以实现宪政。因此，他提出在实行单一制的基础上，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范围，以维护人民的自由权利为根本宗旨。这是张君劢作为宪法专家在中国宪政史上的首次尝试，虽然该宪法草案较好地体现了他的政治主张，但由于军阀的无视，未能发挥实际作用。此后，他不断以宪法专家的身份参与到中国宪法问题的讨论和争议中。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面临着团结御敌的紧迫任务，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难以为继，张君劢的制宪才华迎来了施展的契机。出于抗日需要，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参政会。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召开，会议出乎蒋介石的意料，演变为一场要求结束党治、实施宪政的讨论。随后，宪政运动蓬勃兴起，尽管国民党极力阻挠，但随着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以及中国抗日局势的变化，国内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宪政的呼声日益高涨。 1946年1月10日，在国内外压力下，蒋介石政府勉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会议期间，国民党抛出“五五宪草”供代表审议，张君劢提出了以五权宪法之名行英美宪政之实的宪法方案。他批评“五五宪草”的国民大会制度是间接民权，不符合直接民权的理念，主张以公民直接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权利代替国大；将立法院设为最高立法机关，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而非对总统负责；限制总统权力，使其成为虚位元首。这一方案直接针对蒋介石的独裁倾向，然而，国民政府负责宪法草案讨论的孙科，出于自身政治私利，竟然支持了张君劢的提案，蒋介石一时疏忽，该提案得以成案。 蒋介石自然无法容忍限制自己权力的宪法，他最终违背旧政协决议，修改了张版宪法。多数民主党派拒绝参加国民政府，修改后的宪法被视为“伪宪法”。但为了营造“多党民主”的假象，拉拢张君劢的国社党，蒋介石集团做出了一定形式上的妥协。 党魁之路与政治立场的转变 张君劢一直反对以革命方式改造中国，早在北伐战争时期，他就对国民党持批评态度。通过对国民党的观察，他预测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可能选择的三条道路：召集国民会议、实行一党专制或内部分裂导致全国混乱。他认为在当时国民民主素质欠缺的情况下，召集国民会议可能沦为政治操纵的工具，因此国民党很可能走向后两条路，而这将阻碍中国的民主进程。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全力清洗中国共产党，并引发大规模内部分裂，直至败退台湾，始终未能摆脱这两个政治困境。 由于批评国民党，张君劢创办的政治大学被国民政府接收。此后，他通过创办杂志继续以政论形式批评各革命政党，尤其是当权的国民党。他创办的《新路》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批评国民党以民智未开为借口拒绝实行宪政的行为。然而，《新路》很快在1928年被国民党政府查封。1929年，张君劢第三次短暂赴德国任教，但不久后回国。 回国后，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径日益猖獗，而国民党政府却无动于衷，这极大地刺激了张君劢的爱国情怀。为了抗争国民党的腐败无能，1932年，他秘密成立中国国家社会党，并于1934年7月召开第一次党代会，担任党魁，此后一直是该党的精神领袖。国社党成立后，以他一贯的政治主张为指导，采取多面出击的策略。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张君劢指出，中国的救亡图存最终依靠“民族自信力”。他出版《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强调唤起民族主义是立国的根本原则；1936年8月，又出版《明日之中国文化》，通过比较东西文明和中国古今文明，再次强调民族自信力的重要性，并认为民族自信力源于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和勇于创新，通过唤起“民族的自觉”，中国才有希望。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张君劢作为党魁和学者，为抗日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七七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国社党从秘密走向公开。张君劢以知名学者和党魁的身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1938年年底，他在国家社会党的机关刊物《再生》重庆版创刊号上发表致毛泽东的公开信，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既统一又独立的独立自主原则，要求共产党将“八路军之训练任务与指挥权”交给蒋介石，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这封信发表后，被国民党顽固派利用，产生了恶劣的政治影响，遭到共产党方面的驳斥和批判。但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党日益反动，加强一党独裁统治，打击迫害中间党派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张君劢逐渐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董必武曾评价说，张君劢认识到共产党是实现中国民主的重要友军，在1940年和1944年的两次宪政运动中，他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作为民盟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战胜利前后，他基本遵守民盟的政治立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支持共产党的主张，因此在他61岁生日时，周恩来亲自送给他一块“民主之寿”的寿匾。 然而，张君劢始终坚持反对以战争方式解决中国内部问题。蒋介石撕毁旧政协决议后，由于采纳的宪法提案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张君劢的宪法理念，且为安置部下，他率领民社党（国社党与民主宪政党合并后改名）参加了国民政府。这一决定导致他与中国共产党及民盟的关系破裂，挚友张东荪也与他绝交。此后，蒋介石发动内战，张君劢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彻底失望。随着战事局势逐渐明朗，他意识到自己“再造中国”的理想难以实现，在离开大陆前夕，他被列入中国共产党开列的首批43名战犯名单，位居第43名。 海外岁月与儒学研究 1949年3月25日，张君劢移居澳门，李宗仁邀请他出任行政院长，被他拒绝。同年11月5日，应印度教育部邀请，他前往印度讲学。期间，周恩来曾派张经武约见他，邀请他回国，但他最终没有接受。1952年，他前往美国，从此再未踏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