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衍(1856年—1937年8月),字叔伊,号石遗老人,是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近代著名文学家。
清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曾入台湾巡抚刘铭传幕。二十四年,在京城,为《戊戌变法榷议》十条,提倡维新。政变后,湖广总督张之洞邀往武昌,任官报局总编纂,与沈曾植相识。二十八年,应经济特科试,未中。后为学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教习。清亡后,在南北各大学讲授,编修《福建通志》,最后寓居苏州,与章炳麟、金天翮共倡办国学会,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
# 陈衍:诗韵中的时代行迹
陈衍,一位在经史训诂之学领域造诣深厚的学者,于诗之一道更是独树一帜,与郑孝胥并肩成为闽派诗的领军人物。光绪十二年(1886年),他在北京与郑孝胥一同标举“同光体”。陈衍提出“三元”学说,即“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将其视作古近体诗的三个关键演变阶段。他认为,唐玄宗开元年间、唐宪宗元和年间、宋哲宗元祐年间,分别是诗坛发展的三座高峰。而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兴起的“同光体”,正是对“三元”诗风的传承,这也正是他所竭力倡导的诗学风尚。陈衍作诗,尤为注重汲取王安石、杨万里的曲折笔法,诗作骨力清健,风格独具,与陈三立、郑孝胥、沈曾植、陈宝琛等人皆有所不同。其一生致力于宣扬“同光体”的成就,在近代旧诗坛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
民国4年(1915年),李厚基聘请沈瑜庆、陈衍担任《福建通志》的正、副总纂。陈衍与沈家有姻亲关系,他的姐姐陈仲容是沈瑜庆长兄沈玮庆的继室。受聘之后,沈瑜庆仍留居上海,编纂事务实际上皆由副总纂陈衍主持。陈衍著有《石遗室丛书》,这套丛书收录书籍18种,共116卷。其中,除辑录校补的8种外,陈衍自著有10种,包括《石遗室文集》12卷、《石遗室诗集》6卷、《石遗室诗集补遗》1卷、《说文举列》7卷、《朱丝词》2卷等,由家刻本印行。在《丛书》之外,陈衍还著有《石遗室诗话》32卷、《续编》6卷,《辽诗纪事》12卷、《金诗纪事》16卷、《元诗纪事》24卷,这些著作均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石遗室论文》5卷、《史汉文学研究法》1册,则由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排印。此外,他还选有《近代诗钞》24册、《宋诗精华录》4卷,同样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刊行。
陈衍的文学之路,始于幼时随祖父读书写字、诵读诗歌。10岁时,他已读完《书》《诗》《礼》《易》等国学经典,能够将“六朝人文长篇若两都若哀江南诸赋皆背诵如流”,且坚持“终年为诗,日课一首”,同时对唐、元、明人的笔记、小说也广泛涉猎。然而,他在科举之路上颇为坎坷,屡试不中,直至光绪八年(1882年),27岁时才考中举人,同榜者中还有后来成为著名外国名著翻译家的林纾 。
1886年,陈衍曾进入台湾巡抚刘铭传幕府,随军招抚当地土著。同年在北京,他与郑孝胥共同标榜“同光体”,并成为“同光体”闽派的代表人物,其评论著作《石遗室诗话》影响深远。1895年三、四月间,陈衍赴京参加会试,彼时正值甲午中日战争后期,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求和并签署《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惊。陈衍起草,并与林纾等人联名上书都察院,坚决反对割让辽东半岛、台湾等领土。1897年夏,陈衍被公推为《求是报》主笔。在他主事期间,《求是报》内容丰富多样,涵盖社论、谕旨恭录、中外新闻、中外法律法规、译文和逸闻、理论科学的译介以及小说连载等。而且每期都有针对中国当时现状的论说,因此广受读者欢迎,风行一时。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正是通过《求是报》发现了陈衍的才华,于1898年邀请他前往武昌,为自己效力,并担任《官报》局总编纂 。
1898年春,京城会试之时,变法呼声日益高涨,陈衍撰写《戊戌变法榷议》,分议相、议兵等十条,阐述了自己的变法主张。同年,他参加经济特科试,却未能考中。戊戌变法失败后,《官报》停办,陈衍转而筹办《商务报》,该报以研究实业为主。除连载他与下属河濑仪太郎翻译的《银行论》《货币制度论》《商业经济学》《商业地理》《商业开化史》《商业博物志》《日本商律》《破产律》等外,还连载了《欧美商业实势》,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情况进行了大量详实的报道。1907年,陈衍前往北京,担任学部主事,并兼任京师大学堂文科教习。1911年清朝灭亡后,他前往南北各大学讲学 。
1912年12月起,陈衍在梁启超主办的《庸言》半月刊上连载数十万言的长文,文章旁征博引,论述精彩,广受好评。后来《石遗室诗话》结集出版,一时间风靡全国,“煌煌巨帙,声教远暨海内外,一时豪俊,奔趋其旗之下”。当他要续辑诗话的消息传出后,各地诗人纷纷“争欲得其一言为荣,于是投诗乞品题者无虚日”。陈衍曾得意地告诉朋友:“海内诗人寄到之集,已阅过者殆满间一屋,而架上案头,有已选佳句不及收入者,尚不可胜计。”陈衍的诗歌理论对“同光体”诗人的主张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与发展,具有集大成的意义。他的诗作取法白居易、杨万里,多抒发闲适情趣,涵泳山水妙旨,在遣词造句上颇具新意,于“同光体”中自成一家 。
1916年起,陈衍开始编修《福建通志》,5年后《通志》全稿完成,共计600余卷,约1000万字。除盐政、水利等数志外,皆由陈衍一人精心经营编纂。该《通志》于1938年出版,至今仍是福建省志中最为完备的一部。
1933年除夕,钱钟书前去拜会陈衍,此时陈衍已年过七旬,而钱钟书尚在清华读书,二人结下了忘年之交。钱钟书在英国留学时,陈衍还曾寄去自己的诗作,其中有“青眼高歌久,于君慰已奢”的诗句。钱钟书早年“好义山、仲则风华绮丽之体,为才子诗,全恃才华为之”,陈衍则批评他“汤卿谋不可为,黄仲则尤不可为”,钱钟书因而改弦更张,对陈衍奉若神明。三十年代初,陈衍仍对钱钟书前往国外学习文学一事深感疑惑:“文学又何必向国外去学呢!我们中国文学不就很好吗?”
陈衍晚年寓居苏州,与章炳麟、金天翮共同倡办国学会,并担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1937年8月,陈衍在福州病逝,最终葬于西门外文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