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有训[公元1897年－1977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像 江西宜春市高安市人物 吴有训（1897年4月26日—1977年11月30日），字正之，江西省宜春市高安人，物理学家、教育家，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被称为中国物理学研究的“开山祖师”。 1920年6月，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部；1925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后任该校物理研究室助手和讲师，师从康普顿教授；1945年10月任中央大学校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0年12月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吴有训：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者的百年人生 一、赣西沃土育英才（1897-1920） 1897年4月26日，吴有训出生于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县（今高安市）荷岭乡石溪村。其父吴宣懿为清末秀才，虽家境贫寒却重视教育，在乡间设馆授徒。吴有训自幼随父读书，1907年进入高安瑞州府中学堂，1912年考入南昌心远中学。求学期间，他对数学、物理表现出浓厚兴趣，尤其在英文教师王易（后为国学大师）的影响下，打下了扎实的外文基础。 1916年，吴有训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理化部。彼时的中国，科学启蒙方兴未艾，南京高师汇聚了一批留洋学者，如胡刚复、何鲁等。吴有训在实验物理课堂上展现出惊人的动手能力，曾自制光谱仪分析金属焰色反应，其论文《无线电报与无线电话》发表于《科学》杂志，成为中国早期物理学普及的重要文献。1920年毕业时，他以全系第一的成绩获得学士学位，留校担任助教。 二、康普顿效应的东方印证（1921-1926） 1921年，吴有训获江西省教育厅公费留学资格，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深造，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阿瑟·康普顿（Arthur Compton）。当时康普顿正开展X射线散射实验，试图验证光子理论，但学界对“康普顿效应”的争议持续不断——部分学者认为散射光波长变化是由原子外层电子的“二次辐射”引起，而非光子与电子的弹性碰撞。 吴有训以严谨的实验能力成为康普顿的得力助手。他设计了一套精密的实验装置：用钼靶产生的单色X射线穿过石墨、金属等不同散射物，通过晶体衍射测量散射光波长。1923年，他在《物理评论》发表论文《经轻元素散射后的钼Kα射线谱》，首次通过实验证明：散射光波长偏移与散射角的关系严格符合康普顿公式，且与散射物性质无关。这一成果彻底平息了争议，为量子理论提供了关键证据。康普顿在1927年的诺贝尔奖演说中，特别提及吴有训的21种散射物质实验数据（远超其本人的7种），并将其结果列为经典例证。 1925年，吴有训获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康普顿效应中变线与不变线的强度比率》被收录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彼时，他已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成为康普顿学派的核心成员。康普顿曾评价：“吴的工作，对康普顿效应的公认具有决定性意义。” 三、中国物理学科的拓荒者（1926-1949） 1926年，吴有训放弃美国优越的科研条件，应清华大学之邀回国，担任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当时清华物理系初创，实验室仅有几台破旧仪器，全系学生不足20人。他一方面延揽人才，推荐萨本栋、周培源等学者加盟；另一方面亲自编写教材，开设“近代物理学”“X射线学”等前沿课程，并主持建造中国首个X射线实验室。 1930年，吴有训代理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提出“理论与实验并重”的办学方针。在他推动下，清华物理系建立了完整的本科-研究生培养体系，培养出王淦昌、钱三强、何泽慧等一批科学巨匠。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南迁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吴有训任理学院院长，在昆明郊区的茅草屋里坚持教学。他曾用汽油桶制作云雾室，用自行车链条改装真空泵，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维持物理实验教学，被誉为“战火中的科学灯塔”。 除教育实践外，吴有训在科研上亦未停歇。1935年，他与合作者在《中国物理学报》发表《银的X射线标识谱与原子序数的关系》，首次在国内实现原子序数与X射线谱线关系的精确测量；1940年代，他开展宇宙线研究，在昆明西山建立观测站，测得不同海拔高度的宇宙线强度分布，相关成果发表于《自然》杂志，成为中国宇宙线研究的开篇之作。 四、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擘画者（1949-1977） 1949年后，吴有训先后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作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主要组织者，他参与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推动原子能、半导体、计算机等新兴学科的建立。 在中科院工作期间，吴有训力主“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1950年代，他牵头组建物理研究所、半导体研究所，并亲自指导高压物理实验室的筹建；1960年，他倡议成立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兼任系主任，编写《普通物理学》教材，该书影响了几代物理学者。此外，他还担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主持创办《物理学报》《物理》等学术期刊，构建起中国物理学的学术交流体系。 “文革”期间，吴有训虽身处逆境，仍竭力保护科研机构和人才。1970年，他在病中致信国务院，建议保留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为后来理论物理的恢复发展留下火种。1977年3月14日，吴有训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临终前，他仍牵挂着《2000年的中国科学》规划草案的修订，用生命践行了“科学救国、科技兴国”的誓言。 五、科学精神与故土情怀 吴有训一生淡泊名利，却对教育事业倾注心血。在清华任教时，他坚持“不聘亲友、不搞派系”，全系教师均通过公开考核聘用；对学生，他既严格要求——曾因学生实验报告数据偏差要求重测30次，又关怀备至——常自掏腰包资助贫困生。这种“严谨治学、仁爱育人”的风范，成为中国物理学界的精神标杆。 尽管长期在外求学工作，吴有训始终心系故土。1934年，他回乡探亲时，见家乡尚无中学，便联合乡贤创办高安中学，并捐赠全部稿费购置图书仪器；1950年代，他多次致信江西省政府，建议发展地方科技教育，促成南昌大学物理系的扩建。1972年，病中的他还托人带回高安县的土壤样本，希望开展家乡矿物资源的分析研究。 六、永恒的科学坐标 吴有训的学术成就与教育贡献，奠定了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基石： 国际影响：作为康普顿效应的关键验证者，他的名字被镌刻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荣誉墙”上，美国物理学会曾评价其工作“架起了量子理论通向实验验证的桥梁”。 学科建设：他主持的清华物理系和中科院物理所，成为中国物理学人才的摇篮，培养出23位“两弹一星”元勋和50余位院士。 精神遗产：他倡导的“实验为基、理论为魂”的科研理念，“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学术胸怀，至今仍是中国科技界的宝贵财富。 如今，在吴有训的故乡高安，建有“吴有训科教馆”，馆内陈列着他当年在芝加哥大学使用的实验笔记和回国时携带的X射线管；清华大学物理系楼前，矗立着他的铜像，基座上刻着康普顿的评语：“中国物理学界的泰斗”。从赣西乡村走出的少年，最终成为照亮中国科学天空的璀璨星辰，他的百年人生，是一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科学救国”的缩影，更是一曲矢志不渝的家国赞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