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荃[公元1897年－1978年，郁达夫的原配夫人] 浙江杭州富阳人物 孙荃（1897年-1978年），是郁达夫妻子，原名兰坡，小字潜缇，大青乡人。幼入私塾，聪慧善学，深得塾师赏识。年24，嫁郁达夫，改名荃，随夫迁居安庆，上海，北京等地。达夫被日本侵略军暗杀于海外后，孙荃痛念国耻家仇，含辛茹苦，倾力抚育子女，嘱以勿堕乃父殉国之志。 # 孙荃：郁达夫背后的坚韧女性 孙荃，这位生于1897年的女性，原名兰坡，小字潜缇，来自富阳县宵井镇的大青乡。她出身于一个颇具资产和地位的书香世家，父亲孙孝贞先生早年苦读诗书，虽科考屡屡受挫，却并未放弃对家族的经营。抛开功名后，他先是投身毛竹生意，后又开办小造纸厂，再加上祖上遗留的百亩上好水田，孙家在方圆数十里内堪称大户人家，家境十分富裕。 孙荃自幼聪慧，幼时入私塾学习，凭借自身的好学和悟性，深受塾师赏识。这样一位品性端正、才华出众且家境优越的少女，待字闺中时自然吸引了众多贵公子、阔少年的倾慕与追逐，登门求亲者络绎不绝。然而，数年过去，却没有一人能赢得她的芳心。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一个偶然的契机。一位远房亲戚带来消息，提及县城里已故中医郁士贤家的三公子郁文（即郁达夫）正在东洋留学，年逾20尚未婚配，可与孙荃结为良缘。在那个讲求门当户对的时代，孙家起初对郁家既无恒产又无恒业，仅靠两代寡妇摆摊维持生计的家境有所犹豫。但出乎众人意料的是，孙荃听了父亲的介绍后，竟欣然同意这门亲事，原来郁达夫早已是她心中理想的少年情郎。 郁家老太太对未来儿媳的情况一无所知，心中不免犯难，于是通过媒人邀请孙荃到城里“游玩”，实则是想亲自为儿子“相亲”。在一个初秋的午后，孙荃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郁家。郁家位于风光明媚的富春江边，那幢3开间的老式楼房给她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见到郁母后，孙荃明亮的大眼睛、垂至腰际的乌油油辫子以及丰满圆润的形象，也让郁母甚是满意，认为她是多子多福的象征。 此时的郁达夫，在日本经历了对日本女性追逐的一次次失败，正陷入性饥饿与性苦闷之中。突然收到家中召他回国定亲的书信，且听闻女方是故乡有名的佳人，那颗近乎沉沦的心又开始复苏。就这样，郁达夫与孙荃在命运的安排下，从订婚、相识再到洞房花烛夜，逐步走到了一起。尽管二人在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一个是满腹经纶、风流倜傥的东洋留学生，一个是缠小脚、扎大辫的乡下女子；一个来自富甲一方的大户人家，一个出身破落乡绅之家，但命运之神却将他们紧紧牵在了一起。 从1917年7月初相识到8月末旬分别，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郁达夫与孙荃的感情交流极为融洽。他们不仅书信往来频繁，还时常诗词唱和，甚至商量起结婚的具体事宜。郁达夫去日本前夕，寄赠孙荃的几首小诗便是这段感情的见证。在这些诗中，他通过对“云英”“罗敷”等丽姝才女的歌颂，表达对孙荃容貌与心灵的赞赏；借姜白石和小红的典故，暗示两人未来美好的生活；委婉吐露暂时不能举行婚礼的苦衷，希望孙荃等待五年；利用诸多描写“离别”的典故，表达出国时对孙荃的留恋；提醒孙荃多寄信，以保持心灵相通。 而孙荃对郁达夫的爱意也毫不逊色，其创作的《秋闺》等诗便是明证。如“风动珠帘夜月明，阶前衰草可怜生。幽兰不共群芳去，识我深闺万里情”，通过描绘秋夜的景象，借幽兰表达自己独居深闺、思念远方亲人的寂寞情怀。还有“百年身世感悠悠，灯下黄花瘦似双秋。雁过池塘书不落，满天明月独登楼”，在久候郁达夫书信不至时，抒发了内心的哀愁与惆怅。1918年初春，孙荃赠给郁达夫的两首《无题》小诗，“独在异乡为异客，风霜牢落有谁亲？纵然欲诉心中事，其奈阳光少故人”“年光九十去难留，怜尔杨花逐水流。海上仙槎消息断，雪花满眼不胜愁”，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她对郁达夫的态度从最初的狐疑、哀愁逐渐转变为深切的关怀与惦念。郁达夫对孙荃的诗极为赞赏，特步其原韵作诗唱和。1919年，孙荃写给郁达夫的《月感两首》，“笑不成欢独倚楼，怀人望断海南州。他年纵得封侯印，难抵青闺一夜愁”“淋漓襟上旧啼痕，难断柔情一寸根。正尔愁心无托处，何堪梦里遇游魂”，更是情切切、意绵绵，透露出在她心中，夫妻相聚恩爱才是人生至高幸福，对功名利禄看得很淡。 订婚之初，郁达夫本打算留学归来、经济独立后再谈婚论嫁，其首次赠孙荃诗中的“请守清官再五年”以及1918年4月27日致长兄曼陀信中“母老矣，不能为弟养妻养子也”都表达了这一想法。但随着彼此情感的变化以及双方家庭的“催逼”，到了1920年，他们不得不举行婚礼。女方家长因孙荃年龄渐长，面临社会舆论压力，希望她早日成婚；孙荃本人自相亲后便认定郁家，且想通过与郁达夫朝夕相处博得他的欢心，也渴望早日完婚。而郁达夫起初对母亲的包办婚姻不太满意，嫌孙荃土气，本想“拖拖看”，但在与孙荃的诗词唱和、书信来往中，渐渐对她产生了好感，不再强烈排斥。加之母命难违，最终还是回国准备婚礼。 尽管双方家长就婚礼去繁就简达成共识，但郁达夫到家后，家长们仍想热闹一番。然而，郁达夫态度坚决，一切从节省出发，不举行拜堂仪式，不用花轿鼓手，家中只办五席酒分两夜进行。孙家为了女儿能成婚，也满口答应。1920年7月26日傍晚，孙荃坐着小轿悄然进入郁家，没有任何结婚仪式，没有证婚媒人，也未宴请亲朋好友，整个过程无声无息。 新婚之夜，本应充满激情与欢乐，却因孙荃身患疟疾，乍寒乍冷、浑身酸疼无力，变得波澜不惊。郁达夫望着眼前的妻子，想到未来要与她共度一生，心中满是茫然。年迈的母亲看出他的心事，规劝他正视现实。郁达夫在母亲的劝说下，点上蜡烛，揭开了妻子的“红盖头”。婚后，因城里酷热，二人前往宵井居住数天，这段时光给喜爱大自然的郁达夫带来了不少欢乐。但暑假结束后，郁达夫不得不再次离别故土，前往日本继续学业。这次离别，他心中既有伤感，又有对新婚妻子的些许留恋，途中还写诗抒发情感。 命运似乎总爱捉弄这对夫妻，新婚之夜孙荃患病，待她康复，郁达夫又不幸染上疟疾。这场疟疾冲淡了夫妻间的浓情蜜意，在郁达夫心中埋下了痛苦的种子，使他产生了逃避现实、遁入空门的念头。不过，新婚期间也有一件让郁达夫欣喜的事，那就是他在上海和东京分别购得了梦寐以求的随笔佳作《西青散记》。这部作品虽未演绎惊天动地的故事，却通过描写乡村才女“双卿”的琐事，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妇女的悲惨命运。郁达夫对其表现出“特殊兴趣”，或许是因为他将“双卿”与孙荃联系起来，在他眼中，双卿和孙荃有诸多相似之处，如多愁善感、能诗能文、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等，只是双卿“清秀娇美”，而孙荃“貌颇不扬”。在他心中，双卿和孙荃的形象时常交替出现，他将《西青散记》与现实生活结合来读，读得如痴如醉。 然而，郁达夫与孙荃的婚姻并未一帆风顺。安庆的“海棠”、北京的“银娣”、广州的“白薇”都曾冲击过他们的婚姻，但都未能将其击垮。直到杭州王映霞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切。孙荃曾极力反对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恋爱，甚至以“殉死”相抗争，但最终因对郁达夫的爱，选择牺牲自己，成全了他的“爱”。 与郁达夫分居后，孙荃回归为传统的中国妇女，承担起“相夫教子”的天职。郁达夫和孙荃分居时，她身边带着三个嗷嗷待乳的幼儿，为了孩子，也为了顾全郁达夫的名声，她默默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含泪默认了丈夫和王映霞的婚姻事实。从此，她吃斋念佛，含辛茹苦地抚育孩子。在生活上，她竭尽全力为子女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在教育上，更是倾注全部心血。即使在逃亡途中，生活困苦、没有学校可读，她也亲自教孩子们读书，选用古文古诗和郁达夫的作品作为教材。在八年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富阳县城沦陷，她带着孩子逃到乡下外婆家避难，依旧坚持对孩子的教育。就这样，在国破家亡的境遇中，她靠着以前的积蓄和自己的双手，硬是将三个孩子拉扯大，且都让他们接受了高等教育。 孙荃和郁达夫分居之初，曾对他另觅新欢、不顾孩子的行为十分怨恨。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怨气和憎恨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思念和回忆。20世纪40年代末期，孙荃得知郁达夫早已为国捐躯的消息后，泪如泉涌。此后，她家的堂屋里始终挂着郁达夫的照片，每逢旧历7月15日的“鬼节”，她总会向南天遥望，希望夫君的“魂兮归来，反故乡些”，以此表达自己的祭奠和哀思。 新中国成立后，孙荃最关心的便是郁达夫作品的整理和出版，她坚信终有一天会有人公正地研究郁达夫及其作品，使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应有的地位。然而，遗憾的是，她未能亲眼看到这一天的到来。1978年3月29日，孙荃与世长辞，享年81岁。弥留之际，她自豪地说：“回忆我的一生，我是会心安理得地升入天堂的。” 回顾孙荃的一生，她无愧于国家，是爱国的公民；无愧于丈夫，是柔顺识大体的妻子；无愧于儿女，是严厉又慈祥的母亲。她深受封建礼教束缚，是贤妻良母的典型，更是旧式婚姻制度下的牺牲者。但她不甘自弃，努力自学，试图跟上时代。她的一生艰苦辛酸，劳苦一生后默默离世，这既是她个人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