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铭勋[公元1904年－1961年] 贵州安顺平坝区人物 孙铭勋，贵州平坝人，我国早期幼儿教育家。1927年，进入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习幼稚师范教肓，并按照陶行知的主张，在晓庄及其周围办起了中国第一批农民幼儿园，享有“陶门大弟子”的称誉。1939年，参与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工作，并在1946年陶先生辞世后任育才学校校长，领导师生，千方百计把学校维持下来，直至重庆解放。 孙铭勋长期追随陶行知教育改革，躬耕实践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著有《劳工幼儿团》、《乡村幼稚教育经验谈》（与戴自俺合著）、《幼稚教育》、《幼稚教育论文续集》、《晓庄幼稚教育》、《晓庄批判》、《儿童教育学生做》、《古庙活菩萨》等著作。 孙铭勋生平事迹详述 一、寒门求学与思想启蒙（1904-1924） 孙铭勋，原名孙光策，1904年出生于贵州安顺平坝区一个普通农家。其父孙焕奎以务农兼小商贩为生，家境清贫却重视子女教育。幼年时，孙铭勋就读于平坝县立初等小学，因聪慧好学，常被先生称赞“有过目成诵之才”。1917年，他考入平坝县立高等小学，期间接触到《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开始萌发反封建思想。 1920年，16岁的孙铭勋以优异成绩考入贵阳模范中学。彼时的贵阳正值新文化运动浪潮，他积极参与学生读书会，与进步师生探讨救国之道。1922年，受同乡前辈黄齐生（教育家、王若飞舅父）影响，他开始关注乡村教育问题，曾在日记中写道：“吾乡之困，非独穷也，愚更甚之，教育不兴，何以图强？”1924年，因家庭经济拮据，孙铭勋被迫辍学，返乡担任平坝县立小学代课教师，这段经历让他亲眼目睹了乡村教育的凋敝，也坚定了他投身教育改革的决心。 二、追随陶行知与生活教育实践（1925-1937） 1925年，孙铭勋偶然读到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一书，被“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理念深深吸引。次年，他变卖家中仅有的几亩薄田，凑足盘缠前往南京，考入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不仅系统学习教育理论，更跟随陶行知深入南京郊区农村，开展扫盲运动和农民夜校。陶行知曾评价他：“铭勋肯吃苦，能实干，是个真正把教育当生命的人。” 1927年，晓庄师范因支持进步运动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孙铭勋随陶行知转移至上海，参与创办山海工学团。他负责工学团中的农民教育工作，白天带领农民耕作，晚上教授文化知识，首创“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实践模式。1930年，山海工学团被当局破坏，孙铭勋辗转至浙江、江苏等地，继续推行乡村教育实验。1932年，他在江苏淮安创办新安小学淮安分校，带领学生边劳动边学习，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苏北农村实际结合，编写《农民识字课本》《田间算术》等教材，其中“以锄头为笔，以大地为纸”的教学理念，成为当时乡村教育的典范。 1935年，孙铭勋受陶行知委托，返回贵州开展教育普及工作。他先后在贵阳、平坝、安顺等地创办乡村师范班，培养本地教师。在平坝县高峰乡，他发起“千户教育运动”，挨家挨户动员农民子弟入学，甚至自掏腰包为贫困学生购置课本。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经他推动建立的乡村学校达20余所，惠及数千农家子弟。 三、抗战时期的教育救亡（1938-1945）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孙铭勋认为“教育救亡乃救国之本”，他在贵阳发起成立“战时乡村教育团”，带领师生深入前线后方，开展抗日宣传与战时教育。1938年，他在平坝县创办“新安旅行团贵州分团”（新安旅行团为陶行知指导的抗日儿童团体），组织青少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编写《抗战识字课本》，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日常教学。 1940年，孙铭勋应黄齐生之邀，前往重庆参与育才学校筹备工作。育才学校是陶行知为收容战时难童创办的新型学校，孙铭勋担任生活教育组主任，负责制定“教学做合一”的课程体系。他带领学生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在劳动中渗透科学知识与民族精神教育。期间，他撰写《战时儿童生活教育论》，提出“教育必须与抗战结合，与生活结合，方能培养真正的救国人才”。1941年，国民党当局迫害进步人士，育才学校面临查封危险，孙铭勋协助陶行知将部分师生转移至四川合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办学。 1943年，孙铭勋受中共南方局委托，返回贵州开展地下工作。他以“乡村教育家”身份为掩护，在平坝、安顺等地建立秘密联络点，通过教育活动团结进步青年。1944年，日军进攻贵州独山，他组织“平坝抗日后援会”，发动群众筹集物资支援前线，同时创办战时临时学校，收留流亡儿童。抗战胜利后，他在《贵州日报》发表《论战后乡村教育重建》，呼吁“将战时教育经验转化为建设力量，让教育真正服务于民生”。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探索与困境（1946-1961）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孙铭勋先后担任贵州省教育厅初等教育科科长、贵州省民族学院筹备委员会委员。他积极参与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调研，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民族教育”的建议，主持编写《贵州少数民族扫盲课本》，采用双语教学模式。1952年，他调任贵阳师范学院（今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主讲“中国教育史”“乡村教育理论”等课程，将陶行知教育思想融入高校教学。 然而，1957年“反右”运动中，孙铭勋因曾提及“教育应避免政治化过度”，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平坝县农场劳动改造。即便在困境中，他仍坚持观察农村教育现状，偷偷撰写《农村教育改进札记》，记录农民对文化教育的真实需求。1961年，因长期积劳成疾，孙铭勋在平坝家中病逝，年仅57岁。临终前，他仍叮嘱家人：“若有一日教育复兴，定要记得乡村孩子的读书梦。” 五、身后影响与历史评价 孙铭勋一生践行陶行知的教育理念，将毕生精力投入乡村教育与民族教育事业，被誉为“贵州生活教育的开拓者”。他的教育实践具有三个显著特点： 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从晓庄师范到山海工学团，再到贵州乡村学校，他始终坚持“教学做合一”，让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 扎根乡土的民生情怀：他编写的教材多取材于贵州农村生活，如《黔中农事算术》《苗乡歌谣识字》，使教育真正贴近农民需求。 兼容并蓄的教育视野：在民族地区推行双语教育，尊重文化多样性，为新中国民族教育政策提供了早期实践经验。 1980年，孙铭勋被平反昭雪。如今，平坝区仍保留“铭勋小学”以示纪念，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其手稿及书信300余件。陶行知研究专家方明曾评价：“孙铭勋是陶行知教育思想在西南地区的忠实实践者，他的乡村教育实验，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留下了珍贵的本土经验。” 从黔中农家走出的孙铭勋，以教育为武器，在动荡时代中为乡村儿童点亮知识之光。他的一生，既是中国近代乡村教育运动的缩影，也彰显了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高度。尽管其晚年遭遇坎坷，但其教育理想与实践，至今仍对贵州乃至全国的乡村教育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