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云龙[公元1877年－1961年] 云南楚雄州姚安县人物 由云龙，字夔举，别号定庵，姚安县栋川镇北街人，清末举人。历任永昌知府、云南省教育司司长、护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云南省代省长，解放后任第一、第二届云南省政协副主席。著作有《定庵题跋》、《石鼓文江考》、《滇故琐录》、《东游日记》、《北征日记》等。曾任国史馆纂修并兼姚安县志局长，总纂民国《姚安县志》，为民国志书中的上乘之作。 由云龙生平详述：从滇西才俊到民国史笔的求索之路 一、滇西书香育英才（1877-1899）：家世渊源与早年治学 由云龙（1877—1961），字程甫，号夔举，云南姚安人。其家族为姚安世袭士绅，先祖自明代迁居此地，世代以耕读传家，至清代已成为滇西文化望族。祖父由之龙为道光年间拔贡，曾任腾越（今腾冲）学正，著有《味雪斋诗文集》；父亲由清霖为廪生，精研经史，尤擅书法。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由云龙自幼便浸染于传统文化的熏陶。 光绪三年（1877），由云龙生于姚安县城北街老宅。据《姚安县志》载，其幼时“颖悟过人，过目成诵”，6岁入家塾，从父研读《四书》《五经》，兼习书法。12岁时，已能背诵《史记》《汉书》中的名篇，所作八股文“理法谨严，辞气昌达”，为乡里耆老所称道。1891年，14岁的由云龙参加童子试，以县试第一、府试第二的成绩中秀才，成为姚安学界瞩目的少年才俊。 此后数年，他进入姚安三台书院深造，师从举人陈荣昌（后为云南著名学者）。在书院期间，他不仅遍览经史子集，还对舆地、兵法、算学等实用之学产生浓厚兴趣。1898年，戊戌变法浪潮波及云南，由云龙接触到梁启超的《变法通议》等维新文献，开始反思科举制度的弊端。次年，他赴昆明参加乡试，虽未中举，却在省城结识了李根源、赵藩等滇中名士，思想逐渐向革新派靠拢。 二、科举末路与教育革新（1900-1911）：从举人到新式教育推手 1902年，由云龙再次参加乡试，以第47名中举，成为姚安科举史上最后一批举人之一。中举后，他本欲赴京参加会试，却因八国联军侵华、清廷下令停考而滞留云南。此时，清廷推行“新政”，废科举、兴学堂的呼声日高，由云龙敏锐地意识到时代变革的趋势，遂放弃科举入仕之途，转向新式教育领域。 1903年，他受聘为姚安高等小学堂首任校长，主持学堂改革。他参照日本学制，将传统私塾的经史教学与现代算术、地理、格致（物理化学）等课程结合，首创“双语教学”（汉语与地方民族语言），并亲自编写乡土教材《姚安舆地志略》。在他的推动下，姚安高等小学堂成为滇西新式教育的典范，培养出一批后来投身辛亥革命的青年才俊。 1905年，由云龙赴日本考察教育，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学习。在日期间，他系统研究西方教育理论，实地考察东京、横滨等地的学校，并与留日的云南同乡李根源、吕志伊等组织“云南同乡会”，创办《云南》杂志，宣传反清革命思想。1907年回国后，他先后担任云南学务公所总务科长、省视学，负责全省新式学堂的筹建与督导。他曾徒步考察滇西20余县，撰写《滇西教育考察记》，提出“先求普及，次谋提高”的办学方针，推动云南边疆地区教育近代化。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由云龙正在楚雄筹备中学堂。他积极响应革命，联络当地士绅与新军，促成楚雄和平光复，并以“军政府教育部长”身份主持滇西教育事务，废除清代“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将学堂改为学校，推行男女同校，成为云南教育界革新的重要力量。 三、政海沉浮与史笔春秋（1912-1937）：从议员到《云南通志》总纂 民国建立后，由云龙步入政界。1913年，他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赴北京任职。在国会中，他加入进步党，主张“联省自治”与地方分权，曾联名提出《边疆民族教育特别法案》，呼吁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投入。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由云龙愤而南归，隐居姚安故里，潜心研究地方文献。 1916年，护国战争爆发，由云龙应蔡锷之邀，担任护国军都督府秘书，负责文告起草与舆论宣传。他撰写的《讨袁檄文》《护国军出师宣言》等文稿，以雄辩的文辞与深厚的史笔，揭露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罪行，在滇、黔、川等地广为流传。护国战争胜利后，他历任云南省政务厅厅长、省议会秘书长等职，在政务之余，致力于云南地方史的整理。 1923年，由云龙开始主持《云南通志》的编纂工作。这部始于清代雍正年间的省志，因时局动荡数次中断，至民国已积累大量未刊史料。他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设立通志馆，延聘袁嘉谷、方树梅等滇中宿儒，制定“以正史为纲，以档案为目”的编纂原则。在编纂过程中，他亲自考证云南沿革、民族、边防等关键问题，纠正旧志中“重中原、轻边疆”的偏见，尤其注重对南诏、大理国历史的系统梳理。 1931年，《云南通志》初稿完成，全书160卷，约600万字，涵盖舆地、沿革、食货、职官、选举、人物、艺文等20余门，成为清代以来最完备的云南通志。由云龙在序言中强调：“志者，史之支流也。云南虽僻处边徼，然唐之南诏、宋之大理，与中原王朝相终始，非考其沿革，无以明疆域之变迁；非述其人物，无以见文化之隆替。”这部志书不仅奠定了云南地方史研究的基础，更以详实的史料记载了边疆民族与内地的历史联系。 与此同时，由云龙还致力于云南文献的抢救。1928年，他发起成立“云南丛书编刻处”，任处长，主持编刻《云南丛书》。该丛书收录明清至民国云南学者著作205种，1402卷，包括杨慎《滇程记》、李元阳《云南通志》、师范《滇系》等珍稀文献，被学界称为“滇文化的百科全书”。他亲自为每种文献撰写提要，考证版本源流，历时8年完成，使大量濒临散佚的滇籍文献得以保存。 四、抗战岁月与桑梓情怀（1937-1949）：从避寇治学到乡邦守护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昆明成为大后方，由云龙时年60岁，仍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励。他虽不再担任军政职务，却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担任云南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多次呼吁“团结滇人，共赴国难”，并将姚安老宅改为战时流民收容所，收留难民百余人。 1940年，日军轰炸昆明，由云龙举家避居姚安乡下，在战火中坚持学术研究。他利用乡居之便，深入考察姚安周边的民族风情与历史遗迹，撰写《姚安古跡考》《滇西民族语言考》等著作，其中对石羊古镇盐井文化的研究，成为中国盐业史的重要资料。在此期间，他还收徒授学，将自己的治学经验传给后辈，弟子中有多人后来成为云南史学界的骨干。 1945年，抗战胜利，由云龙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他目睹战后云南的凋敝，深感“地方建设，首在民生”，遂联合姚安士绅，发起修建蜻蛉河灌溉工程。他亲自勘测河道，撰写《蜻蛉河水利计划书》，奔走于省、县之间，争取资金支持。历时3年，该工程建成灌溉渠10余公里，使姚安坝子数千亩农田得以旱涝保收，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云南局势动荡。由云龙以耆老身份呼吁“和平解放”，与卢汉等滇军将领秘密联络，利用自己的声望劝说地方武装放下武器。12月9日，云南和平解放，他以82岁高龄参加昆明各界庆祝大会，感慨道：“余生于清末，历民国之乱，今见河山重光，民族复兴，虽死无憾矣。” 五、暮年著述与文化传承（1950-1961）：从史料整理到思想升华 新中国成立后，由云龙被聘为云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继续从事文史研究工作。他虽年事已高，仍坚持每日读书写作，将毕生积累的学识倾注于地方文化建设。 在史料整理方面，他主持校订《新纂云南通志》，对1931年的初稿进行补充修订，尤其注重加入民国时期的史实，并纠正旧志中关于民族问题的不当表述。同时，他撰写《云南辛亥革命见闻录》《护国战役回忆》等回忆录，以亲身经历记录近代云南的重大历史事件，为后人研究民国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学术思想上，由云龙晚年形成了“边疆与内地一体”的历史观。他在《滇史散论》中指出：“云南自汉入中国版图，历唐、宋、元、明、清，虽时有分合，然文化之交流、民族之融合，从未间断。今之边疆，即古之内地，治滇史者，当以中国整体史观之，不可视为化外之地。”这一观点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学术前瞻性，对后来的云南地方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1961年，由云龙在昆明病逝，享年84岁。临终前，他将毕生收藏的数千册图书、手稿及碑帖全部捐赠给云南省图书馆，其中包括明代云南状元杨慎的《升庵全集》稿本、清代云贵总督阮元的手札等珍本。云南省政府为其举行公祭，悼词中评价他“学贯古今，文通汉傣，一生致力于滇史研究，功在桑梓，泽被学林”。 六、学术成就与历史影响 由云龙的一生，横跨清末、民国与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既是传统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典型，也是云南地方文化传承的关键人物。他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地方史志编纂：主持编纂《云南通志》《云南丛书》，构建了云南地方史的学术体系，被誉为“滇史泰斗”。 民族文化研究：重视边疆民族史料的收集，在《云南通志·民族志》中系统记载了彝、白、傣等民族的历史源流与文化习俗，开创了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的先河。 文献考据学：其著作《滇故琐录》《北游录》等，以严谨的考据方法，纠正了旧籍中关于云南历史的诸多谬误，如对“庄蹻入滇”“段氏大理国”等历史事件的考证，至今仍被学界视为权威。 在历史影响上，由云龙不仅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文化守护者。他在动荡年代中抢救整理滇籍文献，使云南的历史文化脉络得以延续；他提出的“边疆一体”思想，为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提供了历史依据；他创办新式教育、推动水利建设的实践，彰显了传统士人的经世情怀。正如当代学者评价：“由云龙是云南近代史上继往开来的文化巨擘，其学术成就与人格精神，皆为滇中楷模。” 从姚安老宅的书香少年，到执掌云南史笔的学界耆宿，由云龙的一生，折射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时代变革中的坚守与求索。他以史为舟，载滇文化于沧海，终将边疆之学融入中华文明的大河，其功绩与精神，历久弥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