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健 1877—1929贵州六盘水六枝特区人物 贵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者。字舜卿。彝族。水西土司之胄。郎岱厅羊场巡检司凹乌底(今贵州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新场区上官乡下官寨)人。少年就学于安顺府(今安顺市)，中秀才。游学贵阳，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酝酿反清。于1905年东渡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回国后参加河口、广州等地反清起义。辛亥革命后，支持孙中山筹建国民党。讨袁护法战争时，被推为讨袁军贵州司令长官。1918年，任中华革命党贵州支部长。继任川边宣抚使后，赴四川大凉山、甘孜、理塘等少数民族地区，宣传孙中山五族共和、团结救国的革命思想。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主张。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坚持国共合作，反对蒋介石、汪精卫叛变。后遭国民党右派打击并受通缉，被迫出走云南。1929年10月，病逝于昆明。由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主要著作有：《讨清檄文》、《贵州土司现状》、《贵州民族概略》等。 安健：民主革命先驱与西南民族融合的推动者 一、家世背景与早年求学：从土司后裔到革新青年（1877—1905） 安健（1877年—1929年），字舜卿，出生于贵州六盘水六枝特区（原郎岱厅）的彝族土司家庭。其家族为水西土司安氏后裔，祖上曾是黔西北彝族地区的世袭领主，拥有深厚的民族根基和地方影响力。尽管身处传统贵族家庭，安健却未沉溺于世袭特权，反而因目睹清末西南地区的民族矛盾与社会动荡，自幼便萌生了革新图强的志向。 少年时期，安健接受了系统的汉文化教育，同时研习彝族典籍，兼具民族文化底蕴与开阔的视野。19世纪末，贵州地区因教案频发、民生凋敝，反清思潮暗流涌动。安健目睹清廷腐败与列强侵略，逐渐认识到传统土司制度的局限性，开始接触维新思想。1901年，他离开家乡，前往贵阳求学，后又辗转至重庆、成都等地，与进步知识分子交往，接触到《时务报》《民报》等革命刊物，逐渐从改良思想转向反清革命。 1905年，安健东渡日本留学，入东京警监学校学习。在日期间，他结识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深受三民主义思想影响。同年，他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贵州籍早期同盟会员之一。留学期间，他不仅学习近代政治、军事知识，更积极联络西南各省留日学生，策划反清革命，成为沟通西南少数民族与革命党人的重要桥梁。 二、投身革命：西南反清斗争的策划者（1906—1911） 1906年，安健受同盟会指派，从日本回国，秘密开展革命活动。他利用自己彝族土司后裔的身份，在黔西北、滇东北的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中宣传反清思想，联络地方武装。当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对清廷的民族压迫政策积怨已久，安健以“民族平等”“推翻满清”为号召，将传统的民族矛盾转化为革命动力。 1907年，安健参与策划了云南河口起义，负责联络滇南少数民族武装响应。起义失败后，他潜回贵州，在郎岱、水城等地联络会党、绿林武装，准备发动贵州起义。他巧妙利用土司家族的人脉网络，说服部分彝族土司放弃对清廷的效忠，转而支持革命。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安健立即在黔西北发动响应，率领彝族武装配合新军攻占郎岱厅，切断清廷在黔西北的交通线，为贵州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贵州光复后，安健被推举为贵州军政府枢密院成员，负责民族事务。他力主废除民族歧视政策，提出“汉彝平等”“开发边疆”的主张，推动军政府颁布《民族平等章程》，这是西南地区最早的民族平等政策之一。 三、民国初年的政治实践：从议会斗争到军事抗争（1912—1922）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安健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赴北京任职。在议会中，他积极呼吁关注西南少数民族权益，提出《边疆民族教育振兴案》《西南土司制度改革案》等提案，主张通过发展教育、改良经济来促进民族融合。他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后，安健秘密南下，参与讨袁运动，被袁世凯政府列为“乱党”通缉。 1915年，护国战争爆发，安健回到西南，联络滇黔桂三省的少数民族武装支持蔡锷、唐继尧的护国军。他利用自己在彝族中的威望，动员数万彝族子弟加入护国军，组成“彝民支队”，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与北洋军作战，为护国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战后，他因功被任命为贵州宣慰使，负责协调黔西北民族事务。 1920年代初，西南军阀混战加剧，安健对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局面深感失望。他辞去军政职务，转而投身实业与教育。1922年，他回到六枝家乡，创办“彝民实业公司”，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推广种植经济作物，试图通过发展生产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同时，他创办“彝民小学”，招收彝族、苗族子弟入学，亲自编写教材，将民族文化与现代知识结合，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青年人才。 四、晚年探索：民族融合与地方建设的实践（1923—1929）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形成后，安健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新希望。他虽未加入共产党，但积极与进步力量合作，支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5年，他再次当选为国会议员（段祺瑞执政府时期），但因不满北洋政府的独裁统治，不久便辞职返回贵州。 晚年的安健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西南民族关系的调和与地方建设中。他意识到，民族隔阂与经济落后是西南动荡的根源，因此提出“文化互鉴、经济互助”的民族融合理念。他奔走于黔、滇、川三省的彝族、苗族、布依族等民族聚居区，调解民族纠纷，倡导各民族联合开发资源。1927年，他主持编纂《西南民族志》，系统整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语言、习俗，试图从文化层面增进各民族的相互理解。 在地方建设方面，安健推动修建了郎岱至水城的简易公路，改善了黔西北的交通条件；他引进外资开发六枝的煤矿资源，创办小型工厂，为当地提供就业机会；他还倡导修建水利工程，解决农田灌溉问题。这些举措虽因当时政局动荡未能完全实现，但为后来西南地区的开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历史评价与精神遗产 1929年，安健因积劳成疾，在贵阳逝世，享年52岁。他的逝世引起了西南各民族的哀悼，彝族群众称他为“彝汉交融的使者”，苗族知识分子赞他为“打破民族壁垒的先驱”。 安健的一生贯穿了三个重要维度： 民族革命先驱：他是最早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引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领导者之一，打破了传统土司制度的桎梏，推动了少数民族对近代国家的认同。 民族平等实践者：在清末民初民族矛盾尖锐的背景下，他率先提出“汉彝平等”“各民族共同发展”的理念，其政策实践为后来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历史借鉴。 地方建设开拓者：他超越了单纯的政治斗争，致力于西南边疆的经济开发与文化教育，其“实业救国”“教育兴边”的思想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如今，在六盘水六枝特区，安健的故居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当地学校以他的名字命名，彝族群众仍通过传统节日纪念他推动民族融合的功绩。他的精神遗产——对民族平等的追求、对地方发展的担当，成为贵州近代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也为当代处理民族关系、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参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