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越的地质科研先锋、煤田事业的奠基者、严谨笃学的学界楷模
王竹泉,1891年4月9日出生于河北交河(今河北沧州泊头市)陈屯村 。他的家庭属于富农阶层,父亲王大楷重视教育,在王竹泉幼时便安排他在家乡私塾接受启蒙教育。14岁时,王竹泉进入交河县高等小学学习,仅一学期后,凭借自身优异的成绩考入河间县中学。在中学期间,他勤奋刻苦,成绩出众,20岁中学毕业时,怀揣着对知识的强烈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毅然决定出远门求学深造。他先是考入南京铁路专门学校,后又转学进入天津高等工业专门学校,不断拓宽自己的学习领域,为日后的学术发展积累知识储备。
1913年,王竹泉成功考入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在这里,他开启了与地质科学的不解之缘。经过三年的系统学习,1916年,王竹泉以优异的成绩从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毕业,并担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调查员,正式踏上地质研究的征程。
1917年,王竹泉迎来了职业生涯中的重要发现。在调查大同煤田时,他在口泉鹅毛口一带采集到石炭二叠纪化石,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扎实的专业知识,他率先发现大同煤田是一个含有石炭二叠纪及侏罗纪两组含煤地层并存的煤田。这一发现意义重大,极大地扩大了大同煤田的煤炭储量,同时他指出在大青山、呼和浩特一带只有侏罗纪煤系,而雁门关以南只有石炭二叠纪煤系而无侏罗纪煤系,认为大同煤田为华北石炭二叠纪煤田与塞外侏罗纪煤田之过渡区,这一精准的判断与现今探明的煤田分布情况大致相当,展现出他在煤田地质研究方面的卓越才能和前瞻性眼光。
1922年,王竹泉依据在山西保德县红层下部采集的化石,指出在上石炭统上部还发育有二叠纪地层。这一结论纠正了前人(李希霍芬、葛利普)将含煤地层确定为下石炭统的错误结论,为山西石炭二叠纪地层的划分和对比提供了全新且关键的证据,推动了该地区地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1925年,基于多年在山西野外的深入调查研究,王竹泉精心编绘出中国第一张山西省地质构造纲要图,并发表《山西地质构造纲要》论文。这不仅是中国将构造地质列为专著文章发表的开篇之作,而且在当时的地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极大地激发了地质工作者对构造地质研究的浓厚兴趣,为后续相关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1926年,王竹泉发表《中国地质图(太原—榆林幅)说明书》,他作为中国编制1:100万区域地质图的先驱者之一,为了编制此图,先后在野外艰苦调查长达5年之久。该说明书全文涵盖地层、火成岩、构造地质、地文、经济地质5个部分,总计7万多字,并附有1/100万区域地质图及全区地层对比图、剖面图、构造地质图等数十幅图件。这份成果全面而系统地展现了该区域的地质特征,为区域地质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和参考。
1929年,王竹泉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前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地质系攻读研究生。1930年,他凭借出色的学术表现获得硕士学位,同年,转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质系继续深造。在美国的学习经历,让他接触到国际前沿的地质研究理念和方法,进一步拓宽了学术视野,提升了研究水平。
1932年,王竹泉与潘钟祥应国防设计委员会(即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的前身)之邀,前往陕北勘探油田。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将从前被认为是下侏罗统下部含煤地层的时代更正为三叠纪,并指出陕北油层大致可分为3组:即中、上三叠统的延长组(4个油层)和永平组(2个油层);下侏罗统的肤施组(3个油层)。他们联名发表的“陕北油田地质”一文,为陕北油田的勘探和开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对推动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回国后的王竹泉,继续在地质领域深耕细作。他对山东、安徽、河北、江西、山西、河南、绥远(今内蒙古绥远市)、陕西、辽宁、湖南、云南和贵州等省的主要煤田展开系统调查研究,为后续大规模的煤田勘查工作建立了坚实基础。在研究过程中,他提出以重矿物为标志鉴定火成岩区的创新性观点,并且在昌平发现了新矿物“西湖石” ,在地质研究的多个领域不断取得突破。
1956年,王竹泉迎来了人生中的重要时刻。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当选全国煤矿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特邀代表,以及主席团执行主席。同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事业与党的使命紧密相连。这一年,他还发表了《华北煤种牌号的带状分布及其地质因素》论文,文中突破传统煤变质学说的束缚,运用大量的煤质分析资料,结合华北地质构造特点进行系统分析研究,首次提出华北煤变质的全新观点。他认为华北多数煤田构造简单,煤层倾角平缓,煤系厚度及上覆地层厚度较薄,传统的动力变质及区域变质学说难以解释某些高变质煤田的形成。他指出沿太行山一带有多处岩浆侵入,煤层因受接触变质影响而形成高变质烟煤和无烟煤;而吕梁山、霍山的岩浆岩少于太行山,故形成中等变质烟煤,由东向西呈现出不同的变质程度。这一观点为深入理解华北煤田的变质规律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1957年,王竹泉凭借在地质领域的卓越贡献,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地质矿产组组员,并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这是对他多年来在地质科研工作中取得突出成就的高度认可和褒奖。此后,他继续在科研道路上奋勇前行。1958年,发表《中国北部石炭二叠纪煤系古地理之新解释及其对预测新煤田之意义》论文,依据大量的勘探资料,对中国北方主要含煤地层展开综合分析研究,为预测新煤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1962年,陈毅副总理代表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著名科学家,号召向科学进军,王竹泉应邀参加宴会。这次宴会极大地鼓舞了他的科研热情,会后他积极撰写《总结我国各时代煤田分布规律》的科研规划。1964年,他成功完成《华南晚二叠世煤田形成条件及分布规律》的课题研究,该研究成果在1978年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为我国南方煤田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支撑。
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王竹泉从毕业到20世纪30年代,对华北、东北、华东等地进行了大量的野外调查和室内研究工作,先后发表了40多篇调查报告和论文,如《江西吉安、安福、永新一带煤田地质》《山西大同、左云、怀仁、右玉煤田地质》《山西煤矿志》《华北地文沿革之重检讨》等,这些作品涵盖了地层、构造、地貌、矿产等多个领域,每一篇都凝聚着他的心血和智慧,为我国地质科学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宝贵的经验。
王竹泉的一生,始终围绕着地质科研事业。他不仅在煤田地质领域取得了众多开创性的成就,为我国煤炭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煤田事业的奠基人” ,而且在石油勘探、地层研究、构造地质等多个方面都成果斐然。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勇于创新的精神以及对地质事业的执着热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地质工作者不断探索前行。1975年7月24日,王竹泉与世长辞,但他留下的学术遗产和精神财富,永远铭刻在中国地质科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成为后来者学习和敬仰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