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厉绥之[公元1885年－1975年，中国西医学教育先驱]+像 浙江省杭州人物 厉绥之（1885年—1975年），名家福，字绥之，浙江杭州人，“中国西医学教育之父”，中国第一代西医，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先驱，前清医科举人，近现代著名医学家、医学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浙江医科大学主要创始人，杭州市红十字会创始人及首任会长。曾为慈禧太后诊病。著有《工业卫生学》等专著。曾参与创办《浙江潮》等期刊，是浙江第一份西医药学术杂志《医药观》的创始人。因在中国近现代医学事业上取得较高成就被《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作为医学界代表人物收录；被中国医师协会《医师报》等权威机构评为“十大医学先驱”。 厉绥之于1912年创办中国第一所由国人自己筹资创办的医学专门学校——浙江医学专门学校，从而开启了中国自办高等医学教育的先河，被浙江大学尊为“浙医之父”。他与留日同学汤尔和等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并创办大量医学相关期刊，积极传播和普及医学知识。 厉绥之是清代文豪厉鹗的后人，当代著名外交家厉声教的大伯父，近现代著名作家鲁迅的挚友。 # 厉绥之：中国近现代医学史上的璀璨之星 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一位从杭州厉氏书香世家走出的杰出人物，以其卓越的医学成就、高尚的医德仁心和矢志不渝的家国情怀，为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铺就了坚实道路，他就是被誉为“中国西医学教育之父”的厉绥之。 1885年，厉绥之出生于清代钱塘著名的书香世家——杭州厉氏家族。祖上五代皆为饱学之士，以开馆教书为业，家族学术氛围浓厚。高高祖厉鹗，作为清代著名诗人、学者，浙西词派中坚人物，著有《宋诗纪事》等诸多经典；祖父同样身为清代举人；而父亲厉良玉，不仅是晚清著名的金石学家，更是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也曾投身教育事业。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熏陶成长，厉绥之自幼便积累了深厚的国学功底，为其日后的人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899年，年仅14岁的厉绥之凭借自身的聪慧与努力，成功考入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在这所新式学府中，他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与思想理念，视野得到极大拓宽，内心深处的求知欲与爱国情怀被进一步激发。1901年6月20日，蔡元培在日记中特别记录了与厉绥之在求是书院的师生交往，足见厉绥之在求学期间便已崭露头角。1902年，厉绥之在国家选拔考试中脱颖而出，考取官费生资格，东渡日本游学。他先后于东京弘文学院、日本金泽医学专门学校（金泽医科大学前身）和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求学深造，系统地学习了现代医学知识，为日后投身医学事业积累了丰富学识。 留学期间，厉绥之积极参与爱国活动。1903年，他作为中国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重要成员，与蒋百里等人在东京共同创办大型综合性、知识性杂志《浙江潮》。这份刊物大力宣传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二十世纪初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留日学生刊物，激励着无数青年学子为国家的独立与富强而奋斗。在日本，厉绥之与鲁迅、钱均夫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三人于1902年一同赴日游学，最初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时，同班同寝室，结下了刎颈之交。1904年学毕日语后，厉绥之接受鲁迅的建议，一同踏上学医之路，期望以医学为途径，实现强国强族的理想。 1909年，厉绥之学成归国，考取了“医科举人”。1910年，他参加末代清帝的“保和殿复试”，凭借扎实的学识，以“殿试一等”的优异成绩被授予医学部主事头衔。然而，厉绥之并未满足于官场的荣耀，他怀揣着更大的抱负，决心为中国的医学事业做出更为切实的贡献。 1911年，厉绥之亲眼目睹英国教会主办的广济医院和广济医药专门学校欺诈病家、牟取暴利的行径，心中义愤填膺。为了打破外国医院对医疗行业的垄断，维护中国的医权，他联合几位留日归国的医科同学，在杭州羊市街毅然创办了第一所中国人自己的西医院——浙江病院。为了办好医院，厉绥之与其他医师们不计个人得失，不领取正式工资，仅支取最低生活费，厉绥之更是将自己的其他收入慷慨捐献给医院。对于贫困病人，医院实行免费治疗，这种救死扶伤、关爱弱势群体的善举，使浙江病院在开业不久便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1912年6月，在厉绥之等人的努力下，浙江医学专门学校（浙江医科大学前身）正式创办，厉绥之出任首任校长。这所学校是中国国人自己筹资创办的最早的医学专门学校，课程设置与当时西方医科大学药学专业基本相同，多采用德国和日本的教材，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医学人才，开启了中国自办高等医学教育的先河，厉绥之也因此被浙江大学尊为“浙医之父”。1912年至1927年，厉绥之还担任浙江陆军医院院长，同时兼任浙江医学专门学校职务，在军队医疗与医学教育领域双线发力，为提升军队医疗水平与培养医学人才贡献力量。 1914年，厉绥之创办《医药观》（月刊）杂志并担任主编，这份杂志成为浙江最早的西医药学术杂志，由杭州中华医药公司发行，为传播西医学知识、促进学术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1915年，他与留日同学汤尔和等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并创办《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会报》《新医药》等期刊。学会通过发行期刊、出版书籍、召开年会、审定医学名词、开展卫生调查等多种方式，积极推动医学知识的传播与医疗卫生体制的完善。 1917年，厉绥之等人联名向军政府建议创设防疫组织，然而由于当时社会对传染病预防知识的匮乏，以及政局不稳、战乱等因素，该建议未能得到落实。1919年至1922年间，杭州市区接连爆发严重疫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军政府委派厉绥之等人在市区设立临时防疫医院，采用现代防疫技术和设施，成功控制住疫情。鉴于此次疫情的惨痛教训以及临时防疫医院的局限性，1923年，厉绥之等人再次向时任浙江省省会警察厅厅长夏超建议筹设传染病医院，这一建议立即得到夏超支持，并经省议会议决通过，定名为浙江省立传染病医院。同年10月10日，浙江省立传染病医院举行开幕典礼，正式成立，为保障民众健康、防控传染病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0年9月5日，大总统令颁布，厉绥之被授为陆军一等军医，这是对他在医学领域卓越贡献的高度认可。1924年，作为杭州医师药剂师公会理事，厉绥之积极筹建杭州市红十字会，并出任首任会长。此后，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战乱时期，他始终奋战在战地救护一线。1927年，因北伐战争爆发，杭州市红十字会成立临时总医院，厉绥之担任院长，组织开展对伤兵的医疗救治和战地救护工作，为挽救无数生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30年代，厉绥之作为中国医学代表团团长参加在日本举行的日华医师联合会，并发表多篇在业界引起较大影响的论文，促进了中外医学交流。1931年，厉绥之被杭州市政府委任负责市卫生行政工作。同年5月7日，杭州市卫生委员会改组，他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在此期间，他积极筹划和领导了杭州市第六届夏季卫生运动，对卫生行政体系进行深入研究，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公共卫生行政体系，在防疫措施的制定与实施方面也成效显著，有力推动了杭州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救助大批受伤的抗日爱国将士，厉绥之在杭州创办了三所伤兵医院，有效缓解了抗战期间伤员的收治难题。他不顾自身安危，冒着枪林弹雨，倾尽全力投入战地救护工作，成为当时战地救护的“领军人物”之一，为减少伤亡、恢复抗日军队战斗力、巩固战斗意志，以及争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浙江大学赞誉他为“乱世浮萍中不为名利羁绊的清风傲骨，战火硝烟中一心救人济世的侠之仁者”。 1945年至1949年解放战争期间，厉绥之放弃院长和政府内的行政职务，自办诊所，从“官医”转变为“民医”，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为普通民众服务中，用精湛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厉绥之作为知名民主人士，受邀担任浙江省文史馆馆员。在此期间，他撰写了一些关于鲁迅的回忆文字，其中《五十年前的学友——鲁迅先生》一文，成为后人研究鲁迅的珍贵第一手资料，被众多书籍、文献和教科书收录。 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厉绥之陷入十年浩劫。即便身处困境，他依然坚守对医学事业的热爱与执着。1975年，厉绥之于上海病逝，享年90岁。他因在中国近现代医学事业上的卓越成就，被《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浙江民国人物大辞典》《清实录宣统朝政纪》《民国医界名士录》等辞书作为医学界代表人物收录。 厉绥之的贡献是多方面且影响深远的。在医学教育领域，他创办的浙江医学专门学校，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医学人才，推动了中国医学教育事业的现代化进程；在医疗实践方面，他创办的浙江病院、伤兵医院以及在战地救护中的英勇表现，拯救了无数生命；在医学研究与传播上，他创办的医学杂志，发表的大量文章，涵盖疑难杂症研究、军事医疗、医疗卫生体制等诸多领域，开中国西医学研究与传播之先河；在中西医结合方面，作为景星学社重要成员，他与弟弟厉麟似将中医医案、古代文献和方药等译介到西方世界，开启了中医药国际化进程；在公共卫生事业上，他为杭州市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公共卫生行政体系，推动了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厉绥之的一生，是为医学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是为国家和民族不懈奋斗的一生。他以坚定的信念、卓越的才能和高尚的品德，在中国近现代医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医学工作者为人类健康事业奋勇前行。正如中国医师协会《医师报》所评价：“他联合同道创办我国第一所西医院——浙江病院，只为护佑同胞安康；他创办我国第一所国人筹资自办的医学专门学校——浙江医学专门学校（现浙江医科大学），开启中国自办高等医学教育的先河，被誉为‘中国西医学教育之父’；他笔耕不辍，创立《医药观》，为西医知识的普及摇旗呐喊；他着眼世界，推动中医瑰宝扬帆出海，于国际舞台展东方智慧，铺就人类健康通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