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存厚[公元1885年－1960年，川军陆军上将]+像 四川成都市简阳市人物 刘存厚（1885年—1960年），字积之，四川简州（今简阳市）人，民国时期四川军阀、陆军上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回国后任职于云南武备学堂，并加入中国同盟会，参与光复云南。 1915年参加护国战争，任四川护国军总司令、肇庆军务院抚军。1917年后任四川督军。1923年后任川陕边防督办兼四川陆军检阅使。1927年后任国民党政府第二十三军军长。1933年在四川参加“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后长期在原籍寓居。1949年到台湾，任伪“总统府”的“国策顾问”。著有《云南光复记》、《护国川军战纪》、《蜀军志》等。 刘存厚，字积之，1885年1月24日（清光绪十年十二月九日）出生于简州（今四川省简阳市）。其家族世代经商，先祖以经营盐业起家，父亲刘廷辅则在光绪己丑（1889年）恩科武举考试中崭露头角。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刘存厚自幼接受私塾教育，熟读经史，年少时便怀揣着踏入仕途的梦想。 1902年，刘存厚参加成都府院试，遗憾未能中榜。次年，他果断选择进入新设立的四川武备学堂求学。1907年7月，刘存厚以优异成绩从武备学堂毕业，并与周骏、尹昌衡等人作为首批学员，被选送至日本留学，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学生队步兵科第六期深造。在日本求学期间，他与孙传芳、阎锡山、唐继尧等同期同学结下深厚情谊。1908年12月，刘存厚学成归国，参加北京军谘府陆军部考试，顺利获得陆军科举人身份。随后，他被推荐给云贵总督李经羲，前往昆明参与新军训练工作，担任云南讲武堂战术教官。在此期间，经罗佩金、李根源介绍，刘存厚加入同盟会，开始接触革命思想。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刘存厚已升任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七十四标第二营管带，与同标第一营管带唐继尧、第三营管带雷飙共事。当时，三十七协协统蔡锷具有反清革命思想，刘存厚虽附和进步潮流，但同时也与清军督练公所总参议靳云鹏保持往来。武昌起义爆发后，刘存厚积极投身于蔡锷、李根源领导的10月28日云南重九起义，参与攻打督署的战斗。起义成功后，蔡锷被推举为云南都督，刘存厚担任参谋部第一部部长。随后，蔡锷派遣唐继尧进军贵州，唐继尧任命韩建铎为援川滇军司令，刘存厚为总参谋，率部进驻四川叙府（今宜宾）、泸州。11月，四川光复，尹昌衡继任四川都督后，决心驱逐滇军。经成都大汉军政府和重庆蜀军政府代表与滇军交涉，滇军被迫撤离。刘存厚因重返滇省无望，遂密电尹昌衡表达返川意愿，得到尹昌衡的欢迎，于1912年3月初以父命为由离开滇军，回到成都。 1912年2月，成、渝两军政府合并，四川实现统一，成立四川军政府。4月，尹昌衡为安置刘存厚，特意将川军扩编，增设第四镇，任命刘存厚为统制，后改镇为师，刘存厚继续担任第四师师长。7月，尹昌衡西征藏区，胡景伊代理川督。胡景伊是袁世凯的党羽，同时也是共和党四川支部常务理事，他极力排挤革命党人，却对刘存厚加以拉拢。在胡景伊的影响下，刘存厚与周骏加入共和党，转而支持胡景伊、拥护袁世凯。8月，川军第五师师长、重庆镇守使熊克武和老同盟会员杨庶堪宣布独立，响应孙中山发动的讨袁“二次革命”，分兵西进讨伐胡景伊。胡景伊命令刘存厚迎击熊克武，熊军战败。9月，刘存厚署理重庆镇守使，大肆搜捕国民党人，查抄财物，获利二十多万元后返回成都。因川军第二师师长彭光烈与熊克武暗中联系，其部队被解散，刘存厚的第四师番号改为第二师，他仍任师长，并晋升陆军中将衔。 1915年初，陈宧受袁世凯之命，率北洋三个师入川会办军务，开展大清乡行动，排除反袁势力，为袁世凯称帝做准备。陈宧任命刘存厚为川南清乡总司令，率兵两个团驻守泸州。袁世凯称帝后，为笼络刘存厚，于12月册封他为二等男爵。同月25日，蔡锷等人在云南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蔡锷自任总司令，罗佩金为总参谋长，进兵四川叙永县。蔡锷、罗佩金与刘存厚交情深厚，极力争取他加入反袁阵营，刘存厚手下第二旅旅长雷飙也支持附蔡讨袁，但另一旅长却拥护袁世凯。叙永县知事是刘存厚的二弟，同情护国军，刘存厚的父亲也支持他参与义举。在护国军争取雷飙的同时，有人授意李宽文向刘存厚投递匿名信，称袁世凯疑心他与蔡锷暗中勾结，欲指示其部下对他进行暗杀。刘存厚信以为真，急忙与雷飙商议，并派人联系护国军，于1916年1月31日在纳溪以“护国川军”总司令名义发表讨袁檄文，宣布独立。2月1日，护国军抵达纳溪，刘存厚率部配合进攻泸州，占领益田县、月亮岩，与张敬尧的北洋先遣军和熊祥生部隔江对峙。3月7日，刘存厚的护国军在前线失利，他因惊恐于弹尽兵疲，不顾蔡锷反对，撤离纳溪退往安宁桥。当时，川滇护国军仅有七千余人，而袁世凯的北洋军多达五万多人，双方在泸州、纳溪西南棉花坡、大州驿一带展开了长达两个多月的激战。随着各省纷纷响应护国军，袁世凯被迫于3月取消帝制，陈宧也宣布四川独立。6月6日，袁世凯去世，刘存厚所部恢复原番号，他继续担任四川陆军第二师师长。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7月20日，刘存厚率部进驻成都，暂摄军、民两政。29日，蔡锷抱病抵达成都，刘存厚率众迎接。8月，蔡锷电保刘存厚为第二师师长，暂委川军第一军军长，并请求授予其陆军上将衔。9月，蔡锷赴日“养病”，不幸病逝。同月，北京政府电令滇军将领罗佩金、黔军将领戴戡分别署理四川督军与省长，刘存厚维持原职。10月，刘存厚被授予陆军中将衔、崇武将军、勋四位，12月又加陆军上将衔。1917年3月，刘存厚与四川督军罗佩金因裁军问题产生冲突，刘存厚领衔通电，指控罗佩金调动滇军准备作战。4月18日，滇军与刘存厚的川军在成都城内爆发巷战，造成数百人伤亡。北京政府电令罗佩金、刘存厚停止战斗，并要求二人进京任职，川督由戴戡暂兼，但罗、刘二人拒不遵令，分别率部退往仁寿、简阳和凤凰山。戴戡利用刘、罗混战的机会，通过进步党梁启超等人的关系，向段祺瑞靠拢，得以集省长、督军、会办三个重要职务于一身。在戴戡与刘存厚相互怨恨之际，张澜因不甘心戴戡独占权位，选择与刘存厚合作。7月1日，张勋拥护清逊帝溥仪复辟，3日，溥仪伪谕授刘存厚为四川巡抚。刘存厚未立即对溥仪的谕旨表态，而是通过关系在京周旋于段祺瑞、张勋之间，观察局势变化。4日，刘存厚通电声讨张勋复辟，拥护共和，并指责戴戡把持邮电、陷害他人。5日，戴戡以讨伐“叛逆”为名对刘存厚用兵，当晚，川、黔两军在成都北校场、西校场一带展开激战。8日，黔军败退，困守皇城，戴戡向罗佩金求助未果，因粮弹告罄，不得不交出三颗大印，撤军出城。刘存厚深知戴戡意在与滇军会合后卷土重来，表面假意应允，暗中派军在龙泉驿、山泉铺一带设伏，阻击由资、简、荣、威西上的黔军。21日，戴戡在溃退途中遭伏击，被迫自杀，随行将领大多被俘杀。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重新掌权，梁启超等人对戴戡之死表示悲痛，要求严惩刘存厚，但段祺瑞未予理会。北京政府任命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道刚暂代四川督军，张澜暂行护理四川省长。此后，刘存厚与川军周道刚、钟体道等人联合，集结一、二、三师兵力，在成都周围地区与滇黔军展开“资简阻击战”“青眉攻防战”“资内争夺战”等大规模战斗，再次击败滇、黔军。11月，北京政府任命张澜为四川省长，刘存厚会办军务；12月，刘存厚升任督军，成为称霸一方的军阀。 刘存厚统治四川期间，熊克武借护法之名进兵四川，并于1918年1月就任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在黔、滇、川军的压力下，刘存厚、张澜于2月19日被迫退出成都，前往绵阳与钟体道会合，不久后又逃离绵阳，经广元、昭化，于6月进驻陕西宁羌（今宁强）。刘存厚在绵阳短暂停留期间，竟提前预征一年田赋。7月，南方军政府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与此同时，北京政府任命刘存厚为二十一师师长，并划定汉中等七县为刘存厚、钟体道两部的防区，承诺军械饷糈均由北京政府供给。刘存厚还在汉中设立四川督军行署，但他在陕南实行暴政，逼迫农民毁田种植鸦片，致使城乡烟馆、赌场遍布，其奸淫妇女等恶行激起当地民众的强烈愤慨。陕西省议会电告北京政府，公布刘存厚祸陕十二条罪状，请求将其调离惩处；陕督陈树藩也先后七次致电控诉刘存厚的暴行，要求将其调离。1920年4月，陈树藩向刘存厚下逐客令，限期其离开陕西。同年5月，熊克武在与滇军和黔军的战争中失败，被逐出成都，退守保宁。熊克武与刘存厚同病相怜，摒弃前嫌，共同组织靖川军，联合驱逐滇黔军，分别攻打重庆、收复成都，并约定战事未结束前，二人皆不使用督军名义，公推刘湘护理川督。8月，刘存厚就任靖川军总司令；9月，刘存厚、熊克武联合攻克成都；10月，熊克武占领重庆，并在重庆设立川督公署；11月，刘存厚返回成都，也挂起四川督军公署招牌，一时间，南北政府分别任命的两个督军在成渝两地对峙。后经刘存厚多方活动，北京政府于12月30日命令刘存厚督川，熊克武为四川省长，企图将四川纳入北洋政府统治范围。刘存厚深知此次回川兵力不足，难以统驭全川，于是试图北结陈树藩，南联黔、滇，以牵制川东南各军，并施展纵横捭阖之术，离间川中各师旅，使其相互猜忌，从而为己所用，但最终计划落空。1921年2月18日，川军二十三名将领联名通电，否认北京政府的任命，并公布刘存厚阻挠自治的十条罪状。随后，熊克武、但懋辛、刘湘、刘成勋等人联合向刘存厚发起进攻，刘存厚见势不妙，假意支持自治，同时密电北京政府表明拥护中央的态度，称因形势所迫不宜公开表态，请求中央谅解。然而，北京政府却将其密电公布，刘存厚顿时成为众矢之的，被指责口是心非，是北京政府的走狗。刘存厚遭主子出卖，颜面尽失，于3月22日通电自动下野，解除靖川军总司令职务，再次前往灌县，后重返宁羌。 1923年2月，四川再次陷入内乱，吴佩孚趁机援助杨森回川，并命令刘存厚从陕南进军川北。刘存厚于2月19日进驻绵阳，5月战败撤离。1924年5月27日，北京政府裁撤四川督军一职，刘存厚改任川陕边防督办，川陕边防督办公署设于绥定（今达州），管辖绥定、万源、宣汉、城口四县。在绥定近十年间，刘存厚的兵力从不足五千人逐步扩充到二万五千人。他无休止地剥削搜刮民众，引发强烈不满，共产党员李家俊曾领导四川农民抗租，建立抗租军及四川第一路红军，但遭到刘存厚残酷镇压。此外，刘存厚对在当地活动的国民党也进行压制，且信奉国家主义，致使国家主义分子在绥定活动猖獗。1928年10月底，国民党政府指定刘湘为川康裁缩军队委员会委员长，邓锡侯、刘存厚为副委员长，负责川康军队缩编事宜。此前，吴佩孚在北伐军的打击下大势已去，进入夔门投靠杨森、刘存厚。刘存厚不顾南京国民政府“讨吴除杨”的通电，将吴佩孚一行安置在绥定与开江交界处檀木场陈济川的大院内，对其供应、警戒十分周到。吴佩孚曾写诗赠刘存厚，表达感激之情。同年末，刘存厚又将吴佩孚迎至距绥定三十里的河市坝居住，并在绥定城内为其设立“行辕”，还计划为吴佩孚招兵买马组建警卫旅。1929年3月21日，吴佩孚五十七岁生日，时值蒋桂战争爆发前夕，吴佩孚企图趁机出山，刘存厚与他合谋，提前发出通启，大摆寿宴，广邀宾客。段祺瑞、曹锟、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等人纷纷派代表前来祝寿，川省各军阀也馈赠厚礼，刘存厚赠寿银五千两。10月，段祺瑞派代表前往河市坝，敦促吴佩孚再度出山，各方军阀残余代表云集于此，与吴佩孚密商局势。刘存厚还与吴佩孚拟定组建“兴国军”计划，并派代表赴南京谒见蒋介石，请求准许吴佩孚回山东老家。吴佩孚经三次通电试探后，于1930年6月4日从绥定启程前往成都，刘存厚设宴欢送，赠送路费银二万元。后吴佩孚出川受阻，刘存厚又劝其移驻汉小镇下八庙。 1933年5月，蒋介石任命刘存厚为陆军二十三军军长（空头番号），10月又任命他为四川“剿共”军第六路总指挥，负责“围剿”川北红军。然而，刘存厚的部队在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的打击下损失惨重，10月20日，刘存厚弃城逃跑，次日，红军正式入城，结束了他在绥定近十年的统治。10月28日，蒋介石以“轻弃防地”的罪名将刘存厚撤职查办，其残部由副军长刘邦俊改编。此后，刘存厚长期赋闲，在成都购置园林一处，精心修饰后命名为“榆园”，又在故里简阳买下庄园，取名“桂里山庄”。1948年，刘存厚当选“行宪国大”代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存厚被阎锡山“接往”台湾，受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但生活陷入潦倒，曾作诗感慨：“蹉跎容易又三春，一事无成唯虑贫。谁知路旁卖瓜客，曾为麟阁画图人。”1960年6月，刘存厚在台北去世。 刘存厚不仅在军政领域颇具经历，在文化方面也有一定造诣。他喜爱书法，热衷吟诗，收藏了大量图书、碑文、名画，著有《云南光复记》《护国川军战纪》《蜀军志》《榆园诗存》等作品。在辛亥革命前后，刘存厚因政治立场反复无常，先归附蔡锷，后又投降张勋、段祺瑞等人，被人称为“刘厚脸”。革命党人樊孔周到成都开展革命活动时，被反动派暗杀，全身中弹数十处，当时有人怀疑是刘存厚所为。革命党人义愤填膺，编出对联“樊孔周周身是孔；刘存厚厚脸犹存”，既悼念革命烈士，又鞭挞反动军阀。位于成都市青羊区西珠市街的刘存厚公馆，具有重要历史价值，2011年被列入第一批成都市历史建筑重点保护名单位，是成都市首批挂牌保护、不得随意拆除的13处历史建筑之一。这座公馆为典型的旧时私家花园式院落，兼具中西合璧风格，是民国时期独栋式建筑的代表，对于研究当时的建筑风格具有较高价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