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绍仪[公元1862年－1938年，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像 广东珠海市香洲区人物 唐绍仪是广东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以下是其详细介绍： 早年经历：1862年1月2日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唐家湾（今广东省珠海市唐家镇）。1874年，作为第三批官派留美幼童赴美国留学，考入哥伦比亚大学。1881年归国后，被派往天津的洋务学堂读书，后进入天津税务衙门任职。 晚清时期：1889年底被委任为驻龙山商务委员，协助袁世凯处理在朝外交事务。1896年10月，被清朝政府正式委任为中国驻朝鲜总领事。1901年，出任津海关道，于1902年8月从外国人手中正式收回天津的主权。1904年，被任命为议约全权大臣赴西藏谈判，维护西藏的领土主权。1906年，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基本维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此后还担任过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奉天巡抚等职，在铁路、税务及东北外交等方面积极维护国家主权。 民国时期：辛亥革命爆发后，被袁世凯任命为代表参与南北议和。1912年，出任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后与袁世凯决裂。1917年8月，南下参加护法运动，被孙中山任命为护法军政府财政总长。1929年，被任命为广东省中山县县长，建设中山港，提出一系列建设规划并取得一定成绩。1938年9月30日，被扮成古董商的军统上海站特务在自家屋中砍死。 唐绍仪是清末继李鸿章之后中国外交的实际主持人，是近代新型的外交家。在出使朝鲜、西藏问题以及东三省战后问题交涉等方面，均积极维护中国主权利益。同时，在辛亥革命浪潮中，由清末旧官僚转变为民主共和的追随者和支持者，在南北议和与创建民国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唐绍仪：珠海走出的风云人物 唐绍仪，字少川，1862年1月2日（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三日）出生于广东广州府香山县唐家湾镇唐家村（今属珠海）。他是清末民初极具影响力的政治活动家与外交家，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还曾执掌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山东大学，为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唐绍仪自幼前往上海求学，1874年（同治十三年），作为第三批留美幼童远渡重洋赴美深造，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881年（光绪七年），他学成归国，进入天津水师附设的洋务学堂继续学习。次年，唐绍仪以德国驻天津前领事穆麟德随员的身份前往朝鲜，协助处理海关事务。 1884年12月4日（光绪十年十月十七日），汉城邮政局落成晚宴上，亲日的开化党妄图对亲清朝的事大党一网打尽，穆麟德也身处险境。唐绍仪得知消息后，毫不畏惧，迅速携带武器与同伴驾车奔赴邮政局，成功护送穆麟德以及被刺伤的守旧派大臣闵泳翊回到穆麟德家中，并找来美国传教士为闵泳翊治伤。他的果敢行动给同在朝鲜的袁世凯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二人由此结为莫逆之交。两天后，袁世凯成功镇压政变，被封为驻朝大臣，唐绍仪则凭借候选从九品的资格，担任袁世凯公署的西文翻译，成为袁世凯的得力助手。 1885年，唐绍仪先是到天津税务衙门任职，随后被派往朝鲜办理税务，持续助力袁世凯。1889年底，他被委任为驻龙山商务委员，即驻朝鲜汉城领事。1891年9月，袁世凯因母亲病重请假回乡，长达7个多月的时间里，经袁世凯推荐，唐绍仪代理其职务。在袁世凯的保举下，唐绍仪仕途顺遂，到1892年已官居三品衔，成为甲午中日战争前清政府派驻朝鲜的二号人物。 1894年，日本借东学党起义之机出兵朝鲜。袁世凯因长期与日本对立，成为日本的眼中钉。袁世凯向李鸿章请求调回自己，并提议由唐绍仪代理职务。日本获悉后阴谋刺杀袁世凯，唐绍仪得知消息，立即向英驻朝公使朱尔典求救，共同谋划营救方案。7月18日（六月十六日），袁世凯乔装改扮后出走，唐绍仪护送他至汉江边，登上朱尔典准备的英国兵舰。1895年，唐绍仪被清廷任命为驻朝鲜总领事，1898年9月，因父亲去世，他回国奔丧，结束了近十年的出使朝鲜外交生涯。 1901年，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重用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在此期间，唐绍仪负责办理接收八国联军分占的天津城区、收回秦皇岛口岸管理权等事务，成绩卓著，赢得袁世凯的赞赏与上奏举荐。 1904年，清政府任命唐绍仪为全权议约大臣，前往印度与英国代表就西藏问题展开谈判。谈判过程中，唐绍仪态度坚决，强烈主张废除英藏私自签订的《拉萨条约》，因为该条约绕开清政府，不具备合法性。尽管未能当场实现废约目标，但他成功说服英方代表弗利夏，使其承诺将唐绍仪的意见传达给英方，取得初步胜利，挫败了英国分裂西藏的阴谋。1906年4月27日（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四日），经过多轮艰苦谈判，唐绍仪代表清政府与英国代表萨道义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废除《拉萨条约》，英国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唐绍仪也因此晋升为外务部右侍郎。此后，他又参与主持中日、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在极为不利的客观条件下，尽力维护国家权益，抑制了日本在东北的侵略野心，坚决拒绝了俄国企图保留在东北利益的要求。 1906年起，唐绍仪先后担任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等职。在路政方面，他努力扩大中国在外资铁路中的行政管理权，减少铁路借款损失。例如，在沪宁铁路续借款谈判中，他将借款折扣从原定的9折提高到9.55折，并将总管理处人员构成由原来的华员2人、洋员3人改为仅设华员总办1人，洋员在总办领导下分理部门事务；在广九铁路谈判中，成功将用人用款之权从英国人手中收回，交由两广总督负责。在税务总署工作时，他召集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各关税务司到京城听训，改变了洋员长期垄断海关税务司职位的局面，使他们置于税务处会办大臣的统辖之下。 1907年，唐绍仪出任奉天巡抚，负责东北地区对外交涉。他计划引入英、美资本修筑贯穿东北全境的铁路，以此制约日本，并打算联美制日，借助美国资本开发东北遏制日本扩张。1908年，美国决定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唐绍仪被派为专使赴美活动，期间积极推动美国财团到东北投资，并以考察财政为名访问欧洲、日本等八国。然而，日本抢先拉拢美国签订日美协议，致使唐绍仪的计划落空。1908年10月（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唐绍仪从上海出发，途经日本前往美国，后又前往欧洲，次年7月返回北京。此次作为清政府特使秘密访问美国，旨在推动中德美联盟和裁厘加税事宜，虽获美国总统接见，但最终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1910年（宣统二年），唐绍仪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不过不久后便辞职。 1911年10月10日（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12月3日（十月十三日），革命党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21条，旨在监督临时总统权力。12月7日（十月十七日），黎元洪提议由伍廷芳担任革命党代表，与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进行和谈。袁世凯再度启用唐绍仪，命其作为和谈全权代表前往汉口。出发前，袁世凯指示唐绍仪以避免战争、恢复秩序为原则，维护君主制度。但唐绍仪内心倾向共和，认为“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他身着西人装束抵达上海，与身着中式长袍前来迎接的伍廷芳形成鲜明对比。 从12月18日至31日（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十二日），唐绍仪与伍廷芳进行了五次谈判，议题涵盖停战、政体、国民会议等关键问题，并达成了湖北、陕西、安徽、江苏、奉天等地的停战协定。谈判核心在于中国应实行君主立宪制还是民主共和制，伍廷芳明确表示民军主张共和立宪，唐绍仪也表态支持共和，认为“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向”，并与伍廷芳秘密商讨清帝退位优待办法，以及孙中山辞职、袁世凯继任等问题。 然而，孙中山回国后，独立各省成立临时政府，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这让袁世凯对南方此前“若赞成共和，当举为大总统”的承诺产生怀疑，他一怒之下宣布唐绍仪与伍廷芳议定的条款无效，唐绍仪随即辞职，袁世凯批准，改为自己通过电报与伍廷芳谈判。实际上，袁世凯虽撤去唐绍仪的议和代表资格，但诸多事务仍由唐绍仪暗中经办。唐绍仪在议和中坚持“拥袁共和”方针，对南方做出较大让步，最终促成清帝退位、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尽管袁世凯撤掉唐绍仪意在向南方施压，确保自己能登上大总统宝座，但南北议和的最终结果本质上仍是唐绍仪和伍廷芳协议的内容。 唐绍仪年少留美，深受民主共和思想熏陶，经过南北议和与孙中山的接触，其思想立场进一步向民主共和转变。1912年3月23日，唐绍仪出任内阁国务总理，他认为“孙中山的思想，袁世凯的实力”是中国统一发展的基础。一周后，在黄兴、蔡元培的介绍下，唐绍仪加入同盟会。作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组建的内阁中，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成员担任农林、教育、工商总长等职，使同盟会会员在政府中占据多数，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唐绍仪积极履职，注重办事效率，使政府呈现出崭新气象。 但袁世凯大权独揽，对唐绍仪推行责任内阁制、严格遵守约法的做法极为不满，双方在用人、财政以及总理附署权等问题上矛盾日益加深。例如，唐绍仪拒绝袁系赵秉钧私自安排北洋旧人入阁，赵秉钧竟以辞职相要挟；在筹款问题上，唐绍仪拒绝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引发袁世凯、财政总长及四国银行团的联合攻击。最终，王芝祥督直事件成为二人决裂的导火索。6月初，直隶省议会选举王芝祥（刚加入同盟会）为直隶都督，袁世凯不予承认，且绕过总理附署权公布另一任命。唐绍仪眼见《临时约法》遭到破坏，认清袁世凯欺骗民党的本质，于6月15日愤然辞职。 此后，唐绍仪在上海寓居数年，期间与人集资创办金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但仍密切关注政治局势。1913年，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唐绍仪强烈谴责，并拒绝袁世凯拉拢其复任北洋政府总理。1915年，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唐绍仪与蔡元培、汪精卫联名致电，警告袁世凯放弃称帝野心，辞职谢罪。护国军兴起后，唐绍仪再次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 1916年5月，段祺瑞组阁，任命唐绍仪为外交总长。9月17日，唐绍仪抵达北京就职，但9月25日便遭到督军团通电反对，无奈于9月29日辞职。同年6月，袁世凯去世，黎元洪继任总统，然而皖系军阀段祺瑞掌握着实权。唐绍仪期望孙中山能成为领袖，引领中国走上民主道路，因此坚决站在孙中山革命派一边，多次拒绝北洋军阀的拉拢。 1917年8月，唐绍仪南下投身护法运动。9月17日，孙中山就任军政府大元帅，任命唐绍仪为财政部长，但他并未就任。1918年5月，军政府改为总裁制，唐绍仪被国会推选为七总裁之一。1919年初，第二次南北和谈开启，唐绍仪担任南方总代表。他坚定维护孙中山的护法旗帜，但其主张既遭北方代表拒绝，又不为把持南方军政府的桂系军阀所容，最终被撤去总代表职务。此次南北和谈历时一年多，最终未能达成协议。5月4日，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唐绍仪积极通电北洋政府，声援爱国学生，并致电巴黎，要求中国代表、他的女婿顾维钧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1920年6月，唐绍仪与孙中山等在上海通电反对桂系军阀，正式脱离军政府，前往上海继续斗争。11月，桂系军阀势力被逐出广东，唐绍仪随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但此时他与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出现分歧，唐绍仪认为孙中山的理想过于高远难以实现，且孙中山制定的总统制与自己的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理想不符。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再次任命唐绍仪为财政部长，唐绍仪拒绝出任，此后政治上逐渐消沉，寓居上海闭门不出。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唐绍仪挂名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国府委员。 1929年，唐绍仪就任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在就职演说中表示要用25年时间将中山模范县建设成为与世界大都市媲美的新型城市，规划建设大港口、修筑大铁路，决心将中山县打造为“全国各县之模范”。1931年3月16日，唐绍仪兼任中山县县长，全力实施建设模范县计划，涵盖基本建设、发展实业、加强农渔业和乡村建设、引进外资、发展教育等方面，重点推进开辟唐家无税商港。他多次邀请广东要人和专家前往唐家湾考察，编印《中山县发展大纲》并向港澳和海外散发，积极筹集资金，一时间唐家湾成为“粤中最繁盛之区，收入甚钜”。任职期间，他注重为政清廉，革除官吏衙门陋习，还微服私访，及时解决实际问题，被称为“布衣县长”。但他因触动广东军阀陈济棠的利益而遭到排挤。5月，唐绍仪担任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 1931年5月28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史称“宁粤分裂”，唐绍仪参与汪精卫等人在广州组织的反蒋联盟。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12月31日，广州国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成立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唐绍仪担任五常委之一。1932年，唐绍仪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期间曾遵照蒋介石旨意与日本人秘密商谈谋和条件。1934年10月，陈济棠指使县兵以索饷为名发动哗变，包围唐绍仪寓所，逼迫他离职。1936年，陈济棠发动“两广事变”，公开对抗南京国民政府，唐绍仪站在蒋介石一方，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提议撤销国民党中执委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等机关，促使陈济棠兵败下台。事后，唐绍仪举家前往上海寓居，不再参与政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唐绍仪未撤往后方，而是滞留上海。上海沦陷后，他将妻室子女送往香港，自己留在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由于唐绍仪具有较高的政治声望，成为日伪政权“以华制华”的重点拉拢对象，日本制定了“南唐北吴（吴佩孚）”计划，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组织对华特别委员会，频繁派人前往唐府游说。国民党特务掌握到日伪计划成立以唐绍仪为总统的“华中临时政府”等情报后，多次警告唐绍仪。广州抗敌后援会于1938年3月上旬发电邀请唐绍仪南下，唐绍仪不予回应。3月19日，广州各界人士及社团再次致电催促，并汇去2万元旅费，唐绍仪依然拒绝。他在复杂局势下采取暧昧不明的态度，引发各方猜测，使自己陷入险境。 1938年9月28日上午，土肥原贤二在唐绍仪女婿岑德广的陪同下，前往唐宅与唐绍仪长谈，试图拉拢他出山。国民党军统特务得知此事后上报重庆，蒋介石指示戴笠派人暗杀唐绍仪。9月30日，戴笠派出的赵理君以鉴赏古玩为名进入唐宅，用利斧将唐绍仪杀害。唐绍仪遇刺后被送往附近的广慈医院抢救，最终于凌晨3时50分去世，享年76岁。他的离世引发上海舆论哗然，国民党元老对在未掌握确凿失节证据的情况下杀害唐绍仪表示不满。10月5日，重庆方面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孔祥熙等名义颁布《唐绍仪褒扬令》，拨付5000元治丧费，并令将唐绍仪生平事迹“宣付国史”，以平息风波。国史馆撰写的《唐绍仪传》称唐绍仪晚年虽遭日本人拉拢，但“终不肯出”。 主要影响 政治方面 主持议和，推动共和进程 革命党人与清政府和谈，旨在以和平方式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因此对唐绍仪此次议和寄予厚望，黎元洪曾致函表达期待。然而，袁世凯开启和谈实则意在诱降。唐绍仪若完全遵循袁世凯旨意，南北和谈难以推进。但实际上，他迅速达成了一系列初步协议。 1911年12月18日至31日，南北议和在上海举行，共进行五次会议，围绕停战、政体、国民会议和清室优待条件等问题展开讨论。唐绍仪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促成南北停战：停战是议和的前提。首次议和时，伍廷芳指出清兵违反约定进攻陕西等地，要求唐绍仪致电袁世凯停战。唐绍仪积极响应，发电致袁内阁，并促使南方代表通知山西、陕西停战。面对违约进攻的情况，唐绍仪提出“停战不如罢战”，以保障议和顺利进行。第二次会议上，双方确认停战期内均有违约行为，唐绍仪称已发电禁止。第三次会议主要讨论罢兵问题，唐绍仪提议七天内“一律罢兵”，伍廷芳进而提出“退兵”，唐绍仪表示赞同并商讨退兵办法。 明确支持共和政体：会议核心是政体选择。伍廷芳明确表示民军主张共和，唐绍仪回应“对于共和立宪，我们等从北京来的人没有反对的意向”，认为国人希望共和，应依从大众，还表示要电告袁世凯“想要和平解决，不是共和政体不可”。 商议国民会议相关事宜：第三次会议上，唐绍仪传达袁世凯内阁关于召集国民会议决定国体的指令，并与伍廷芳拟定“会议条件”四条。第四次会议围绕国民会议召开地点展开讨论，唐绍仪先后提出北京、汉口等地，伍廷芳坚持上海，双方经多次协商，最终默认以上海为会议地点，并规定了代表组织、投票资格、开会法定人数和召集等事项。 探讨清皇室待遇：唐绍仪提出要宣布优待退位清帝的待遇，以安抚皇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