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贯之[公元1881年－1931年，清末民初画家] 云南玉溪峨山县人物 董贯之，原名董一道，字贯之，云南玉溪人，清末民初画家。早年就读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师从姜丹书、李叔同研习中西绘画技法。 1900年代起投身艺术创作，1914年出版钢笔绘制《古滇土人图志》，记录云南少数民族风俗与服饰，系云南早期钢笔画代表作。1915年国画获旧金山万国博览会金奖后，返昆明创办“贯之美术馆”，兼任多所高校图画教师及省参谋处技士。1916年创作《护国军誓师图》等战争题材系列作品。常年深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写生，将西洋画法融入本土题材创作，曾多次拒绝外籍人士购画请求。 董贯之：清末民初滇中画坛的笔墨行者 一、滇南故里的丹青萌芽（1881—1900） 董贯之，名策，字贯之，1881年生于云南玉溪峨山县甸中镇一个普通农家。峨山地处滇中腹地，山环水绕的自然风貌与多民族杂居的人文环境，为他日后的艺术创作埋下了最初的伏笔。其父虽以农耕为业，却崇尚诗书，家中藏有少量古籍与字画，这成为董贯之接触艺术的启蒙教材。 幼年的董贯之体弱少言，却对描摹自然有着天生的敏锐。他常以树枝为笔、泥土为纸，勾勒田间的草木虫鱼，或临摹家中旧书上的绣像插图。12岁时，当地一位落魄的秀才见其画作初具灵气，便赠予他一本《芥子园画谱》。这本画谱成为他最早的绘画教科书，他每日临摹不辍，从山石皴法到花鸟勾勒，逐渐掌握了传统绘画的基本技法。 1895年，峨山遭遇旱灾，家境日渐窘迫。14岁的董贯之不得不辍学，随同乡赴昆明谋生。在昆明，他先是在一家纸扎铺当学徒，负责绘制冥纸、纸扎上的纹样。这份工作虽属民间工艺，却让他接触到了云南本土的民俗绘画风格——色彩浓烈、造型稚拙，尤其是对龙凤、花鸟等题材的处理，充满了乡土艺术的生命力。工作之余，他常到滇池边写生，观察水鸟游弋、山峦倒影，将自然景象融入笔端。 二、京华求学与画风嬗变（1901—1911） 1901年，董贯之的绘画天赋被一位赴滇采购药材的山西商人看中。商人见他临摹的山水小品笔法稳健，便资助他前往北京求学。这一年，20岁的董贯之第一次走出云南，历经数月跋涉抵达京城。他考入了当时初具规模的京师美术学堂（中央美术学院前身），系统学习传统中国画与西方素描、水彩技法。 在北京的十年，是董贯之艺术生涯的关键转折期。他师从山水画家陈师曾、花鸟画家王梦白，深受“海派”与“京派”艺术的影响。陈师曾主张“文人画之价值在于写意”，这让董贯之开始反思早期民俗绘画的匠气，转而追求笔墨中的文人意趣；王梦白则擅长以没骨法绘花鸟，设色清雅，造型灵动，启发了他在花鸟画领域的探索。 他常到故宫临摹古画，从宋元山水的“高远”“深远”构图中汲取养分，尤其痴迷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与倪瓒的疏淡笔法。同时，他也接触到西方写实主义绘画，尝试将透视、光影等技法融入中国画创作。1905年，他创作的《滇南秋色图》在京师美术学堂展览中获奖，画中以淡墨皴染云南的红土山峦，又以赭石、花青点染秋树，既有传统山水的意境，又暗含对故乡地貌的写实描绘，展现了他融合南北画风的早期探索。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局动荡，董贯之被迫中断学业，经天津、上海辗转返回云南。临行前，陈师曾赠他一幅《墨梅图》，题字“滇南有高士，笔墨见真性”，既是对他艺术品格的肯定，也预示着他此后回归本土的创作道路。 三、滇中画坛的承启者（1912—1925） 回到云南后，董贯之先在昆明一家报社担任美术编辑，负责绘制时事插画与报刊题图。这一时期，他的画风更趋成熟，既保留了传统笔墨的韵味，又融入了现实主义的叙事性。1915年，他创作的《护国讨袁图》以连环画形式描绘了蔡锷在云南起兵的场景，人物造型简练，场景转换流畅，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他将艺术与时代结合的代表作。 1918年，董贯之回到故乡峨山，在甸中镇开设“贯之画馆”，以卖画、授徒为生。他的绘画题材逐渐聚焦于滇中本土：哀牢山的云雾、抚仙湖的渔舟、彝乡的火把节、哈尼族的梯田……他用传统的水墨技法表现云南独特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开创了“滇派山水”的雏形。代表作《哀牢山居图》以披麻皴描绘连绵的群山，用花青与石绿渲染密林，山脚下点缀着彝族土掌房，炊烟与云雾交融，既有宋元山水的意境，又充满浓郁的地域风情。 在授徒方面，董贯之主张“师古人更需师造化”。他带领学生深入山野写生，教导他们观察云南植物的形态——如滇山茶的厚重花瓣、仙人掌的肉质茎干、棕榈树的扇形叶片，这些独特的物象被他提炼为具有地域标识性的绘画语言。他的学生中，不乏后来成为云南美术界骨干的人物，如著名画家周霖，其早期创作便深受董贯之影响。 1923年，董贯之应玉溪士绅之邀，为玉溪文庙绘制壁画。他耗时一年，在文庙大殿四周绘制了《孔子周游列国图》《忠孝节义图》等作品，人物衣纹以“钉头鼠尾皴”勾勒，设色沉稳古朴，兼具教化功能与艺术价值。这些壁画历经百年沧桑，部分至今仍存，成为研究滇中民间绘画的重要实物资料。 四、晚年创作与艺术遗产（1926—1931） 进入晚年，董贯之的艺术风格愈发老辣，笔墨趋于简练，更注重“以意写神”。他常说：“画云南之景，需得云南之魂。”所谓“魂”，既是自然山水的灵秀，也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质朴。1928年，他创作的《彝女赶街图》以白描手法勾勒三位彝族妇女的动态：一人背负竹篓，一人手牵孩童，一人挎着竹篮，衣饰上的火镰纹、八角花纹以浓墨点染，背景则以淡墨皴出石板路与远山，寥寥数笔便展现出滇南集市的生活气息。 除了山水、人物，董贯之的花鸟画亦独具特色。他尤其擅长画玉兰与山茶——云南的山玉兰树形高大，花瓣如莲，他以淡墨勾花瓣，用赭石染花心，再以浓墨点叶，展现出“冷艳全欺雪，余香乍入衣”的意境；而滇山茶则花大色艳，他借鉴没骨法，直接以朱砂、胭脂泼染花瓣，再用墨线勾勒脉络，显得生机勃勃。 1930年，董贯之积劳成疾，卧病在床仍坚持作画。他在生命最后一年完成的《峨山四季图》手卷，分春、夏、秋、冬四段：春绘桃李满山，牧童横笛；夏写稻田翻浪，雨打芭蕉；秋描层林尽染，农妇摘棉；冬画雪山映日，彝寨炊烟。整幅手卷笔墨酣畅，设色明快，既是对故乡的深情回望，也是他一生艺术的总结。 1931年，董贯之在峨山家中病逝，享年50岁。他的逝世让滇中画坛失去了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画家，但他留下的数百幅画作与绘画理念，成为云南美术史上的珍贵遗产。 五、艺术成就与后世影响 董贯之的艺术成就，在于他首次将云南本土风物系统地纳入传统中国画的表现范畴，打破了明清以来滇中绘画多模仿中原画风的局限。他的作品兼具文人画的笔墨情趣与民间艺术的质朴气息，形成了“刚健中含秀雅，浓艳中见清逸”的个人风格。 在技法上，他融合南北画派之长：既吸收了北方山水的雄浑构图，又借鉴了南方花鸟的灵秀设色，更将云南少数民族的图案纹样转化为绘画语言，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题材。他的《滇南百景图》手稿（现存于云南省博物馆），记录了20世纪初云南的山川地貌、民族服饰、民俗活动，具有极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后世对董贯之的评价，多聚焦于他对“滇派绘画”的开创意义。当代画家袁晓岑曾说：“贯之先生以滇中为画本，笔墨所至，皆见滇魂。他让云南的山山水水，第一次在中国画中拥有了独特的面孔。”如今，在峨山县文化馆，设有“董贯之艺术陈列室”，展出他的部分传世作品与生平史料，成为传承滇中绘画传统的重要窗口。 从滇南农家走出的董贯之，以一支画笔丈量了故乡的土地，也在清末民初的时代变局中，为云南美术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他的艺术，如同哀牢山中的老松，扎根本土而枝叶参天，至今仍在滋养着滇中画坛的后来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