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钧[汉][公元前12年－63年，中国汉朝经学家]+像 四川资阳市雁江区人物 董钧（公元前12年—公元63年），字文伯，资阳市雁江区人，资阳三贤之一。中国汉朝经学家。 董钧：东汉经学家与礼制建设的奠基者 董钧作为东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礼制专家，其生平事迹虽散见于《后汉书》等典籍，却在汉代学术史与制度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这位来自蜀地的学者，以其对儒家经典的精深造诣，成为东汉初期礼制建设的核心人物，更以"通五礼"的博学载入史册。以下将从其生平轨迹、学术成就、政治实践及历史影响等方面，全面还原这位四川资阳历史名人的人生图景。 一、蜀地才俊的早年生涯（约公元前12年－公元30年） 1. 家世背景与蜀地学风 董钧生于西汉末年的蜀郡资中（今四川资阳市雁江区），具体生卒年约为公元前12年至公元63年。据《后汉书·董钧传》记载，其家族虽非显赫世族，但在蜀地素有"经学传家"的传统。西汉时期，蜀地经学家司马相如、严君平等人已开巴蜀学术风气之先，至东汉初，蜀地儒学已形成注重训诂、兼重礼制的独特风格，这为董钧的学术成长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董钧幼年聪慧，"少习《礼》《易》"，尤其对《礼经》表现出特殊兴趣。当时蜀地传授的《礼》学，主要承自西汉经学家后仓的"后氏礼"系统，注重礼仪细节的考证与实践。这种学术传统深刻影响了董钧的治学方向，使其日后成为东汉礼制研究的权威。 2. 游学中原与学术积淀 新莽时期（公元9年－23年），天下大乱，中原板荡，但学术传承未绝。青年董钧为求深造，毅然离开蜀地，远赴洛阳太学游学。此时的太学虽受战乱影响，但仍聚集了一批坚守儒学的经师，如治《礼》的戴凭、治《易》的洼丹等。 在太学期间，董钧"博通五经，尤精《庆氏礼》"。《庆氏礼》为西汉经学家庆普所创，是《礼经》的重要分支，侧重礼义的阐释与国家礼制的构建。董钧不仅精通经文训诂，更注重将礼制与现实政治结合，这种学术取向为其日后参与朝廷礼制建设埋下伏笔。此外，他还与当时的经学名家如桓荣、包咸等交游，学术视野得以拓宽。 3. 乱世中的学术坚守 王莽政权崩溃后，天下陷入更始政权与赤眉军的混战（公元23年－27年）。董钧为避战乱，曾一度返回蜀地，在资中故里聚徒讲学。这段时期，他将中原所学与蜀地学风融合，形成了"既重考据，又务实用"的治学特点。其门下弟子多来自巴蜀各地，为后来蜀地儒学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人才。 至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东汉政权初步稳定，光武帝刘秀开始重视文化建设。此时已近不惑之年的董钧，因其在《礼》学领域的声望，被蜀郡太守举荐为"孝廉"，由此开启了他的仕途生涯。 二、礼制名臣的政治实践（公元30年－公元57年） 1. 初入仕途与礼制建言 建武七年（公元31年），董钧抵达洛阳，被任命为"博士"，负责传授经学。当时东汉朝廷正面临礼制重建的重大课题：新莽时期的礼制体系已崩溃，而西汉旧制因时代变迁亟需调整。光武帝深知"礼乐刑政，王道之纲"，故多次召集儒生讨论郊祀、宗庙、婚丧等礼仪制度。 董钧凭借对《礼经》的精深理解，在朝堂辩论中屡屡建言。据《后汉书》记载，他曾与博士薛汉、任安等争论"南北郊祀"之礼，主张恢复西汉元始年间的南北郊分祀制度，认为"天郊尊天，地郊敬地，所以顺阴阳，合天人"。其观点最终被朝廷采纳，成为东汉郊祀制度的基础。 2. 参与《汉礼》编纂 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光武帝任命大司徒窦融主持编纂《汉礼》，董钧以"通五礼"（吉、凶、军、宾、嘉）的 expertise 被选为主要参与者。这项工作历时数年，董钧负责整理凶礼（丧葬礼）与嘉礼（冠婚礼）部分，他"参考经传，考正异同，损益古今"，将儒家经典中的礼制原则与汉代实际结合。 例如，在制定皇帝丧仪时，董钧依据《周礼》"天子七月而葬"的记载，结合西汉旧制，提出"皇帝驾崩，京城吏民缟素十三日，郡国七日，然后下葬，陪葬器物依等级定制"的方案。这一方案既体现了儒家礼制的严肃性，又考虑了东汉初期的财政状况，被后世称为"汉家丧制之典范"。 3. 位列公卿与教育贡献 中元元年（公元56年），董钧因在礼制建设中的突出贡献，被提升为"五官中郎将"，掌管宫廷宿卫与人才选拔。次年，光武帝去世，汉明帝刘庄即位，继续重用董钧，任命其为"侍中"，常伴君侧，参与朝政决策。 作为经学家，董钧尤为重视教育。他在担任五官中郎将期间，主持太学扩建工程，奏请朝廷为《礼》学各分支（如《大戴礼》《小戴礼》《庆氏礼》）设立专门博士席位，使《礼》学成为东汉太学的核心课程之一。同时，他亲自授课，"每升座讲经，弟子数百人，门外听者如堵"，其教学风格"深入浅出，以礼喻政"，深受学生爱戴。 三、经学大师的晚年岁月（公元57年－公元63年） 1. 退隐著述与学术总结 永平四年（公元61年），董钧以年老为由，请求辞去侍中职务，获准后返回洛阳私宅，专注于经学研究与著述。此时他已年近八旬，但仍"思不怠倦，笔耕不辍"，将毕生治礼心得整理成《礼记章句》四十篇、《春秋条例》五篇。 《礼记章句》是董钧的代表作，该书突破了汉代经学家"分经析句"的传统模式，将《礼记》各篇视为有机整体，注重阐释礼制背后的义理。例如，在注释《礼运》篇时，他提出"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治世以礼，犹筑室以基，基正则室固"的观点，将礼制提升到治国根本的高度。 2. 培养后学与学术传承 董钧晚年虽退隐，但仍心系学术传承。他在家中开设私学，招收弟子百余人，其中不乏后来名重一时的经学家，如犍为（今四川犍为）人张霸、巴郡（今重庆）人谯玄等。他教导学生"为学当通经致用，治礼贵在实践"，这种教育理念对东汉蜀地学术风气产生了深远影响。 永平六年（公元63年），董钧病逝于洛阳，享年75岁。据《资中县志》记载，其灵柩归葬故里（今资阳雁江区），葬礼依其生前所定礼制举行，"简朴而不失庄重，合于《士丧礼》之制"。 四、董钧的历史影响与学术地位 1. 东汉礼制的奠基人 董钧作为东汉初期礼制建设的核心参与者，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制度构建：参与制定的《汉礼》体系，上承周秦，下启魏晋，使东汉礼制既符合儒家经典原则，又适应时代需求，如郊祀、宗庙、婚丧等制度，多为后世沿用。 理论创新：提出"礼以体政，乐以和民"的观点，将礼制与政治治理深度结合，丰富了儒家礼治思想。 实践指导：强调礼制的可操作性，如在丧礼中对服制、葬期、器物的具体规定，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了行为规范。 2. 蜀地经学的代表人物 董钧是汉代"蜀学"的重要代表，其学术特点在于： 融合南北：既继承蜀地经学注重训诂的传统，又吸收中原经学强调义理的特点，形成"考据与义理并重"的学风。 注重实用：不同于北方经学家的玄思妙想，董钧治礼始终面向现实需求，这种学术取向对后来蜀地学者如扬雄、王褒等产生了影响。 文化传播：通过培养弟子、著书立说，将中原儒学引入蜀地，促进了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 3. 后世评价与纪念 魏晋以降，董钧的学术地位不断被推崇。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多次引用《董氏章句》，称其"解礼精当，可为后学法式"。宋代史学家郑樵在《通志·艺文略》中，将董钧与西汉戴德、戴圣并列为"礼学三大家"。 在董钧的故乡资阳，后世为纪念这位乡贤，曾修建"董公祠"，祠内供奉其塑像，旁立碑刻"汉博士董钧故里"。清代《资阳县志》评价道："公以蜀人入仕，通经治礼，辅翼光武、明二帝，立一代之制，功在社稷，泽被学林，真蜀地之翘楚也。" 五、董钧思想的现代启示 董钧的学术与实践，对当代仍有重要启示： 文化传承：其"以礼固本"的理念，启示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应重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如礼仪制度对社会秩序的调节作用。 学术方法："考据与义理结合"的治学路径，为今天的经典研究提供了借鉴，既要注重文本考证，又要挖掘思想内涵。 地域文化：作为蜀地走出的经学大师，董钧的历程证明地域文化可以通过人才输出影响全国，这对当代地方文化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从蜀地乡间的求学者，到东汉朝堂的礼制名臣，董钧的一生贯穿了两汉之际的学术转型与政治变革。他以经学为舟，以礼制为桨，在时代的浪潮中开辟了一条学术经世的道路，其思想与实践如同穿越两千年的文化基因，至今仍在滋养着蜀地乃至中华的文明血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