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马光[宋][公元1019年－1086年，昭勋阁二十四功臣,宋朝宰相]+像 山西运城市夏县人物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省夏县）人，生于光州光山（今河南省光山县）。北宋时期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自称晋安平王司马孚后代。 司马光：历史星河中璀璨的政治与学术巨擘 在北宋的历史长卷中，司马光无疑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的一生跨越了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在政治、学术等多个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 少年早慧，崭露头角 1019年11月17日，司马光出生于光州光山（今河南省光山县），彼时其父司马池任光山县令，因而得名“光”。幼年的司马光便展现出了非凡的聪慧与好学。六岁时，父亲司马池开始教他读书识字；七岁时，他不仅能熟练背诵《左氏春秋》，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深入理解书中的要旨，并向家人清晰地阐述其中大意。此后，他更是手不释卷，如痴如醉地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达到了“不知饮渴寒暑”的忘我境界。 童年时期，司马光“破瓮救友”的事迹更是震动京洛，成为千古美谈。此事不仅彰显了他临危不惧、机智果断的品质，也让人们看到了他在关键时刻所展现出的非凡勇气和智慧。 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辗转河南、陕西、四川等地为官，始终将他带在身边。在跟随父亲的过程中，司马光游历了许多地方，访古探奇，赋诗题壁，深入体验各地的风土人情。这些丰富的经历极大地拓宽了他的视野，使他在知识和见识方面都远超同龄人，“凛然如成人”，受到了当时众多大臣、名士的赏识。 科举入仕，初涉政坛 1038年，年仅二十岁的司马光参加会试，凭借着扎实的学识和出色的发挥，高中进士甲科，正式踏入仕途。此后至1063年的二十余年间，是他政治思想和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阶段。 及第后，司马光被授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判官。由于父亲司马池时任同州（今陕西大荔）知州，两地相近，他得以经常探望父母，并在同州结识了同科进士石昌言，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忘年之交。同年，司马光与张存的女儿喜结连理，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 1040年，为了能更好地侍奉在苏州任职的父亲，司马光求得朝廷改授他为签书苏州判官事。然而，命运却在此时给了他沉重的打击。1041年，先是母亲离世，紧接着父亲司马池也在晋州病逝。短短一年间，双亲相继离去，司马光悲痛万分。但他并未被悲伤击垮，而是将这份悲痛转化为读书作文的强大动力。在居丧的三年时间里，他发愤图强，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撰写了《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等许多有价值的文章，这些文章也为他日后在《资治通鉴》中“臣光曰”的内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044年，司马光结束服丧。在时任知延州庞籍（司马池的好友）的举荐下，他先游幕于延州，后签书武成军判官事。在此期间，他深入了解了下层社会的生活状况，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 1045年春，黄河泛滥，武成军治所滑州受灾严重。司马光临危受命，督役河上，积极参与救灾工作。同年六月十六日，他的本官由将作监主簿改大理评事。 1046年冬，司马光入朝，以大理评事兼任国子监直讲。赴京之际，僚友们热情相送，置酒饯行。司马光深受感动，即席赋诗，表达了对友人的不舍之情以及对未来的憧憬。 1047年，贝州王则起义爆发。此时，庞籍在朝为枢密副使，掌管全国军事要务。司马光心系国家安危，向庞籍献上《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为尽快平息起义出谋划策。他建议采用“以计破”的策略，威胁利诱并用，分化瓦解起义军，只诛“首恶”，其余不问。事实证明，他的策略取得了显著成效，起义军仅坚持了六十六天便被镇压，首领王则被杀，其余尽皆焚死。 大约在此年，司马光迁官大理寺丞。1048年五月之后，在庞籍的第二次荐举下，司马光被除授为馆阁校勘，开始接触到更多的皇家藏书，为他日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 仕途起伏，坚守原则 皇祐三年（1051年），司马光同知太常礼院，任贡院属官。在任职期间，他对《古文孝经》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古文孝经指解》一文，展现出了他在经学领域的深厚造诣。 这一年，宦官麦允言去世，朝廷同意其葬礼使用卤簿仪仗。司马光坚决反对这一决定，他认为近习之臣使用如此高规格的礼仪，不符合名分。大臣夏竦死后，朝廷赐谥“文正”，司马光同样认为这种至高无上的谥号不能赐予夏竦这类人。他的这些举动充分体现了他为维系名分礼教而敢于直言的品质。 皇祐四年（1052年），司马光迁官殿中丞，除任史馆检讨，“修日历”，后又改集贤殿校书，专任史官。在此期间，他全身心投入到史学工作中，为国家的历史记录和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皇祐五年（1053年）秋，庞籍罢相，出知郓州（今山东郓城境内）。司马光应庞籍之召，赴任郓州通判，兼典州学。在此期间，他致力于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培养人才付出了努力。 至和二年（1055年），庞籍改知并州，兼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司马光也随之改通判并州。在河东路任职期间，宋朝和西夏处于休战时期，但司马光并未放松警惕。他深入民间，广泛听取当地人的意见，积极关注边境安全问题。并州乡贡进士刘邕对边事颇有研究，写成《边议》10卷，司马光读后认为其议论很有见地，便毫不犹豫地予以推荐。 司马光认为，绝市和修建堡垒的办法有利于保护边界地区的安宁。于是，他一面禁绝边民和西夏互市，一面决定修堡。然而，就在此时，将军郭恩乘酒出击西夏，结果大败而归，最终自杀。朝廷御史审理此案时，庞籍一人承担了责任，事后被解除了节度使之职，贬知青州。司马光深知此事的缘由，他向仁宗连奏三状，详细说明庞籍是听了他的意见才决定修堡的，庞籍的行为是出于“欲为国家保固疆圉”的本心，“发于忠赤，不顾身谋”，并表示应当“独臣罪，以至典刑”。而庞籍得知司马光要为自己辩解时，也上奏引咎自归，请求免除司马光之罪。最终，司马光未受责罚。庞籍和司马光之间这种相互支持、爱护的忘年之交，在当时的官场中实属难能可贵。 嘉祐三年（1058年）七、八月间，司马光入朝任开封府推官，获赐五品服。翌年六、七月间，迁官度支员外郎，“判（度支）勾院”。 嘉祐六年（1061年），仁宗命司马光参与擢修“起居注”。他坚决推辞，连上五状，认为此事自己“实非所长”，但仁宗未收回成命。不久，仁宗又下诏迁司马光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在任职的五年期间，他前后向皇帝上奏疏170余份，积极履行谏官的职责，对朝廷的各项事务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嘉祐七年（1062年），充媛董氏死，仁宗追赠婉仪，又赠淑妃，辍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谥，行册礼，下葬时赐卤簿。司马光认为董妃秩分低微，不能对她施以此礼，卤簿本用来表彰军功，更不能施于妇人。他的这一观点体现了他对礼制的严格遵循和对名分的高度重视。 针对仁宗晚年迟迟不立嗣子一事，司马光多次陈述此事干系重大，最后濮安懿王赵允让第十三子、仁宗养子赵曙被立为皇太子。司马光的坚持和努力，为国家的稳定和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司马光反对宫中宴饮和赏赐之风。1061年，他上书《论宴饮状》，恳请仁宗为民着想，尽罢饮宴；上《言遗赐札子》，反对朝廷不顾国家实际，厚赏群臣。他的这些谏言虽然触犯了一些既得利益者，但却体现了他心系百姓、以国家利益为重的高尚品质。 司马光四十四岁时，擢为知制诰，但他不愿就职，认为这是一个掌管起草诏令的差事，不是自己的特长。为此，他在嘉祐七年（1062年）三月，连上九《辞知制诰状》，说明不适宜任此职务。仁宗收回诏令，改授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驾崩。四月赵曙即位，即英宗。两宫（指英宗与养母曹太后）矛盾加剧，司马光看到这种情况，深感忧虑。他先后进《上皇太后疏》《上皇帝疏》《两宫疏》等，力陈国家当务之急应君民同心、内外协力的道理。他以历史为鉴，摆事实，讲道理，晓明大义，从全局出发，苦苦相劝。最终，在他的努力下，加之英宗的病情也有所好转，太后和英宗的矛盾趋于缓和。 仁宗死后，英宗将仁宗价值百余万的遗物颁赐群臣，司马光也获得近千缗。但他深知朝廷的腐朽，这些赏赐可能会引发不良影响。于是，他以身作则，将自己所得赏赐交给谏院为公使钱，展现了他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 在边事上，司马光指斥生事的边臣。如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对西夏的使者傲慢无礼，司马光请加治高宜罪行；赵滋在雄州专以猛悍治边，以对付辽人，司马光批评朝廷的政策，指出：“国家当戎夷附顺时，好与之计较末节，及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近者西祸生于高宜，北祸起于赵滋；时方贤此二人，故边臣皆以生事为能，渐不可长。宜敕边吏，疆场细故辄以矢刃相加者，罪之。” 治平元年（1064年），他又上奏《乞罢陕西义勇札子》。他认为当时在边防组织“义勇”使百姓“骨肉流离，田园荡尽”，希望朝廷审察利害，特罢此事。当朝廷不予采纳时，他又写第二封札子，并亲自上殿面见英宗，陈述自己的观点。他指出，要防边必须从将帅军政着手，一味拉夫凑数，只能是“徒有惊扰，而实无所用”。英宗这次略有所动，并把上殿札子送中书省和枢密院商量，但一经商量，方知此事拟议已久，难以更改。他又连上六疏，并和宰相韩琦进行辩论，韩琦虽然无言以对，但手中有权，司马光也拿他没办法。这次谏言失败后，司马光连上五状，要求降黜。司马光在边事上的主张，得到辽、夏的尊重。“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据说司马光复出为相时，辽、夏敕其边吏：“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 治平二年（1065年）十月，司马光被除授为龙图阁直学士、判流内铨，改右谏议大夫。司马光因对谏职彻底失望，借机连上三状，要求不当谏官。他在奏章中说：“臣从事谏职，首尾五年，自本朝以来，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资质愚戆，惟知报国，竭尽朴忠，与人立敌，前后甚众，四海之内，触处相逢，常恐异日身及子孙无立足之地，以此朝夕冀望解去。”英宗批准他免去谏职，仍进位龙图阁直学士。 在同年的“濮议”中，他力主称仁宗为皇考、濮王为皇伯一派，但英宗为了生父死后的名分，支持韩琦、欧阳修等则主张称濮王为皇考的意见，并将反对派将吕诲等三名御史贬出开封。同时宣布，濮安懿王称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此举招致了司马光的坚决抵制，他与同僚纷纷自请同贬出京。 编修巨著，光照千秋 英宗在位四年间，司马光相当活跃，频繁上书论政事、论备边。而他在学术上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活动，当属《资治通鉴》的编修。 1066年，司马光进献《历年图》五卷，其书“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每年为一行，六十年为一重，五重为一卷”，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后又编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迄秦二世三年（前207年）。 同年，司马光将《通志》进呈英宗。英宗看后大为赞赏，命司马光设局于崇文院，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编辑《历代君臣事迹》。司马光先后选择了刘恕、刘放及范祖禹等为属官。这些人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他们的加入为《资治通鉴》的编撰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 1067年正月，英宗病死，太子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参知政事欧阳修极力向神宗推荐，说司马光“德性淳正，学术通明”。闰三月，神宗任司马光为翰林学士，不久，又任命其为御史中丞。 十月，《历代君臣事迹》修成。因为这部书“鉴于往事，有资治道”，故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并亲自为该书制《序》，面授司马光，令他待书成之后写入；又赐给他自己在颍王府邸时的旧书两千四百零二卷。神宗对这部书的重视和支持，为司马光完成这部巨著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他为此书付出了毕生精力，成书不到两年，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是众手修书，除了主编司马光之外，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恕、刘攽和范祖禹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虽然司马光与三位协修人观点不尽一致，但全书的“是非予夺之际”，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都“一出君实笔削”，不假他人之手。而《资治通鉴》中“臣光曰”完全是司马光的观点。如《资治通鉴》开篇的“臣光曰”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他指出，只有维系礼教纪纲名分，“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这是司马光史学根本观点，也是他政治思想的根本观点。他将史论与政论融合在一起，寓志于修史之中。 《资治通鉴》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近代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资治通鉴》问世以来，注释、补订、续作、改作者连续不断，形成了“通鉴学”。就注释补订而言，有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严衍的《资治通鉴补》等；就续作而言，有《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元资治通鉴》《宋元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后编》《续资治通鉴》《明通鉴》等。就改作而言，由《资治通鉴》派生出来的袁枢的《通鉴纪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