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达邦[公元1900年－1966年，革命烈士赵一曼丈夫] 湖南长沙市天心区人物 陈达邦（1900年—1966年），又名陈大榜，湖南长沙人；革命烈士赵一曼丈夫，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之兄；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1927年9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赵一曼认识并结婚；后留在苏联继续学习，后被共产国际派到法国工作；1942年回国参加抗日斗争，未能接上组织关系而“自行脱党”；1950年2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重新入党，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处长，并作为全权代表，赴苏联处理、协调人民币代印事项；1958年7月5日第78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任命为国务院参事；“文化大革命”时，陈达邦被诬为“苏修派遣的特务”、“叛徒”，1966年被迫害致死，1979年平反昭雪。 # 陈达邦：历经风雨的革命印刷人 陈达邦，190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在陈氏大家族中排行老八。陈家与任弼时一家是姑表亲，陈达邦曾和任弼时一同在长沙求学，妹妹陈琮英后来与任弼时结为夫妻。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广州黄埔军校成立。任弼时和陈琮英认为这是培养革命干部的好机会，便联名写信到长沙老家，动员陈达邦投身革命、报考黄埔军校。陈达邦接到信件后，在湖南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926年成功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六期学员，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然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内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党组织决定选派一批革命意志坚定的青年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陈达邦就在其中。此次选派，既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也是为培养革命干部。一同出发的学员有几十人，每10人编为一组，陈达邦被指定为组长。 在陈达邦的小组里，有一位来自四川宜宾的姑娘李淑宁。1927年初，李淑宁经四川党组织推选，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兵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她疏散到上海，经上海党组织选派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乘船途中，李淑宁因晕船呕吐得一塌糊涂，幸得组长陈达邦精心照料，由此对他产生感激之情。进入中山大学后，李淑宁将中文名字改为李一超，俄文名字叫科斯玛秋娃。李一超在国内未学过外语，初入中山大学学习俄语时，因方法不对进步较慢，又是在陈达邦的启发下改变学习方法，才得以快速提高。陈达邦天资聪慧，在俄语、法语、英语方面成绩优异且能熟练应用。苏联老师讲俄语时，很多同学听不懂，他便主动充当翻译，同学们十分佩服，送他外号“陈院士”。据柳溥庆回忆，陈达邦还是中山大学名噪一时的“二十八个半”（即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该名词在1929年夏召开的中山大学“十天大会”上产生）之一。 陈达邦为人稳健，政治上较为成熟。在他的帮助下，李一超也未卷入中山大学的派性漩涡。二人长期相处，情投意合，经校方批准，于192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结为夫妻。之后李一超怀孕，经组织安排离苏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北、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一超主动请缨，被派往东北参加抗日斗争，并改名为赵一曼。 李一超回国后，陈达邦继续留在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中山大学解散，陈达邦留在苏联，担任莫斯科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主任，专门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印刷业务，与苏联印刷界广泛交往。 1935年，吴玉章在法国巴黎创办《救国时报》，通过中共代表团调陈达邦前往巴黎主持印刷业务，他担任《救国时报》印刷部主任兼印刷厂厂长。陈达邦熟悉印刷业务又懂法语，很快结识了许多巴黎印刷界的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陈达邦克服重重困难，确保了《救国时报》的印刷质量，吴玉章对他的印刷业务能力极为认可。 《救国时报》在巴黎共出版发行152期，每一期、每篇文稿都凝聚着陈达邦的心血。当他亲手排印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后，反复阅读，预感到国内抗战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心中无比欣慰；看到东北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刊登在自己印刷的《救国时报》上时，他深受鼓舞。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妻子李一超已改名为赵一曼，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指挥员、著名的抗日英雄，并壮烈牺牲在日本侵略者的刑场上。 1938年2月，共产国际中国部为进一步扩大抗日宣传，决定将《救国时报》迁往美国印刷出版，命吴玉章先行回国做必要准备。陈达邦留在巴黎等待新任务，这一等就是4年。因在美国出版报纸的计划一直没有消息，陈达邦只能靠自己的手艺经营印刷业务维持生计。后来得知在美国出版报纸已不可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也陆续撤离，陈达邦才于1942年从巴黎动身回国。 陈达邦的五哥陈岳云早年在湖南长沙开办纸印公司，北伐战争开始后，纸印公司迁到武汉。陈岳云的纸印公司是陈、任两家的联络点，两大家族分散在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几十口人，主要通过这个纸印公司联络，实际上这里也成为中共秘密交通站。李一超回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期间，在湖北宜昌生下一子，取名宁儿。前往东北参加抗日之前，她和陈琮英一起将宁儿送到武汉，托付给陈岳云夫妇抚养。离开陈家前，李一超抱着宁儿去照相馆照相，并给陈达邦写信，表达对丈夫的思念，告知将宁儿放在五哥家中寄养一事，信封内还装着她和宁儿的合影照片，一并寄往莫斯科中山大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武汉沦陷，陈岳云的纸印公司随着沦陷区大举内迁的浪潮迁至战时首都重庆，并改名为“中国印刷厂”，厂址位于重庆中华路官井巷3号，注册资本100万元法币。由于陈岳云的精心经营，中国印刷厂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在重庆印刷界颇具影响。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中央局在重庆印刷《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和其他出版物时，也曾得到中国印刷厂的帮助和支持。 陈达邦回国后辗转来到重庆，在陈岳云家中与亲人久别重逢。五哥五嫂先把宁儿叫到陈达邦面前让他叫爸爸，此时宁儿已十二三岁，个头与爸爸不相上下。陈达邦把宁儿拉到身边，仔细端详，努力从他身上寻找照片中的记忆。看到宁儿健康成长，陈达邦对兄嫂的精心教养充满感激。他抚摸着宁儿的头轻声询问：“妈妈有信来吗？”孩子低头不语，五嫂长叹一声没有说话。五哥示意五嫂带宁儿离开，自己和八弟进入内室促膝长谈。 陈达邦已预感到事情不妙。二人坐定后，五哥缓缓说道：“一超和妹妹把宁儿送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他停顿一下，看了弟弟一眼接着说，“在武汉的时候，听说她去了东北，之后一直没有消息。她和你通过信吗？”陈达邦说：“寄了一张宁儿两岁时的照片以后，也一直没有通信。”陈达邦收到李一超寄来的照片后，一直带在身边慰藉情思，直到去巴黎之前，因担心遗失或被敌人搜查，才将照片连同李一超写的信一并存进共产国际档案馆。 在重庆，五哥尽力安慰排解陈达邦的悲痛，并询问他在国外的情况。陈达邦谈得最多的是印刷方面的事，尤其提到在苏联和法国掌握的最新印刷技术。五哥听后高兴地说：“我看你回来别的都不要干了，干脆和我一起搞印刷吧。”陈岳云经营印刷厂不以牟利为重，而是将支持抗日放在首位，深受客户欢迎。陈达邦运用在苏联和法国学到的新技术，在现有条件下提高了印刷速度和质量，使中国印刷厂的客户迅速增多，业务不断扩大。陈氏两兄弟声名远扬，被誉为“印刷之王”。 多年后，陈达邦才得知妻子李一超就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这一重大信息。1950年，电影《赵一曼》摄制完成并在全国上映；1953年5月，周恩来收到一封普通信件，内容是李坤杰打听曾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过的李一超的下落。周总理反复查看，却想不起李一超是谁，只好让办公室将信件转到全国妇联代为查找。妇联主席蔡畅和劳动部副部长刘亚雄看信后，也不清楚李一超的情况。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陈琮英了解李一超，但也无法将李一超和赵一曼这两个名字联系起来。宁儿长大成人，从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工学院工作，他知道妈妈李一超是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却难以想象亲生母亲就是电影中的赵一曼。 1955年1月2日，李一超的姐姐李坤杰写信给陈琮英，告知经过李一超的战友和东北革命烈士纪念馆确认，赵一曼就是陈达邦的妻子、宁儿的妈妈李一超，并希望了解陈达邦和宁儿的情况。陈琮英接信后十分惊讶，立即回信告知陈达邦和宁儿的情况。至此，相隔20多年的两家亲戚开始互通音讯。宁儿得知赵一曼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后，看到母亲英勇就义前留给自己的遗嘱，一字一划地抄了下来，并把“赵一曼”三个字刻在手臂上，下定决心一定要遵从母亲遗教，忠于人民、报效祖国。1957年底，陈达邦从苏联回国后得知赵一曼就是自己的妻子李一超，内心百感交集。为表达对爱妻的怀念，他应四川宜宾“赵一曼纪念馆”之约，写下一段情深意切的回忆。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在北京逝世，陈达邦作为亲属前往北京悼唁。在此期间，他见到了曾在巴黎办报的老领导吴玉章，还见到了曾长期在重庆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董必武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开创者之一，曾为提高人民币印刷质量费尽心思。两位老人都了解陈达邦的印刷业务能力，联名将他推荐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当时，南汉宸正在筹备货币改革，急需用人，于是批准调陈达邦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刷局任综合科科长，具体负责人民币的印刷工作，后来陈达邦升任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处长，并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专门委员（全权代表）秘密赴苏处理印钞事务。 1955年3月1日，苏联印制的新版人民币三元、五元券和国内印制的二元、一元及角、分币共10种开始发行流通。陈达邦亲笔题写了新版人民币上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在内的所有需要更换的汉字书法字体，这些字体一直沿用到第三、四、五套人民币。 请苏联代印人民币本是为提高印刷质量、有效防伪的好事。但随着苏联国内政治局势变化，中苏关系逐渐紧张，苏联利用手中掌握的人民币版样擅自印发钞票，扰乱中国金融市场。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收回三种人民币票券的通告》，决定从1964年4月15日开始限期收回1953年版的三元、五元和十元纸币，一个月后停止收兑，不再流通使用。与此同时，国内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不断升温，“文革”开始后达到顶峰，许多与苏联有一定关系的干部被打成“苏修特务”遭受残酷批斗，陈达邦也未能幸免。 陈达邦被指控的“滔天大罪”主要有两条：一是作为“二十八个半”成员，且长期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被打成王明“死党”；二是与“苏修”“内外勾结”“篡改”人民币上的题字，“投敌叛国”。此时印制人民币的机密已不再是秘密，当时参与批斗陈达邦的人大多知晓此事。1966年，陈达邦被迫害致死。临死前，他向孩子说明：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父亲是清白的，人民币改版题字是经过领导批准的。宁儿怀揣告状信独闯中南海为父伸冤，结果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1979年3月1日，国务院为陈达邦平反昭雪，并在八宝山公墓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陈达邦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传奇色彩。他在革命的各个阶段，为了理想和信仰，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其经历见证了那个特殊时代的风云变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