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稷[唐][公元649年－731年，初唐四大书法家,唐朝宰相] 山西运城市万荣人物 薛稷：才情卓绝的初唐艺术大家 在初唐的历史文化星空中，薛稷宛如一颗璀璨的星辰，以其在书法、绘画、文学等多领域的卓越成就，散发着独特的光芒。他生于649年，字嗣通，籍贯为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其一生经历颇为丰富，于仕途起伏间，始终未改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为后世留下了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 身世与仕途：名门之后，宦海浮沉 薛稷出身于显赫的官宦世家，这样的家庭背景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成长与学习环境。在武则天执政时期，薛稷凭借自身才学，顺利考中进士，自此踏上仕途，开始了他跌宕起伏的官场生涯。最初，他任职礼部郎中，凭借出色的才能和表现，逐步升迁至中书舍人。 唐中宗景龙末年（709年），薛稷担任谏议大夫、昭文馆学士。彼时，唐睿宗李旦尚未登基，他与薛稷结下深厚情谊，甚至将女儿仙源县主许配给薛稷之子薛伯阳，两家由此结成儿女亲家，往来极为密切。景云元年（710年），李旦再度登上皇位，薛稷迎来了仕途的高光时刻。他先是被提拔为太常少卿，随后一路高升，历任中书侍郎，又转任工部、礼部尚书。因其对李旦复位有翊赞之功，被封为晋国公，赐予实封三百户，并加赠太子少保。唐睿宗还常常将薛稷召入宫中，参与商议政事，当时薛稷所受的恩宠，朝中群臣无人能及。 然而，命运的轨迹总是难以捉摸。唐玄宗即位后，太平公主与窦怀贞等人谋划政变。不幸的是，薛稷因对此次政变知情却未上报，最终获罪，被赐死在狱中，时年65岁。尽管他的生命以悲剧告终，但他在艺术领域的光芒并未因此而黯淡。 书法成就：初唐书坛的独特风景 薛稷为人喜爱古风，博学多才，且辞章优美。在繁忙的政事之余，他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书画艺术的钻研中。当时，虞世南、褚遂良的书法精妙绝伦，备受天下人推崇，成为众人竞相学习的典范。薛稷的外祖魏徵，作为初唐名臣，家中收藏颇丰，其中不乏虞世南和褚遂良的墨迹。薛稷有幸长期观摩这些珍贵墨宝，从此“锐意模学，穷年忘倦”，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学习中。经过不懈努力，他终于学有所成，在书法界声名远扬。 窦泉在《述书赋》中评价道：“陆柬之效仿虞世南，疏薄而未达精髓；薛少保（薛稷）学习褚遂良，却能汲取精华且更胜一筹。”可见对其书法造诣的高度认可。此外，薛稷还曾向擅长草隶的舅父魏叔瑜学习草书，当时世人称“前有虞、褚，后有薛、魏”。后世更是将薛稷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并称为“初唐四大书家”。 薛稷的隶书、行书皆达到能品的境界，其章草书也毫不逊色。他的书法风格独特，“结体遒丽”，笔画间“媚好肤肉”，有人形容其书法如“风惊苑花，雪惹山柏”，充满了灵动的诗意与美感。由于他能很好地继承褚遂良的笔法和风格，当时就有“买褚得薛，不失其节”的说法，意思是买到薛稷的书法，就如同得到褚遂良的作品一样，不会让人失望。唐代李嗣真在《九品书人论》中，更是将薛稷的真书、行书列为第一。 在学习褚遂良书法的基础上，薛稷并非一味模仿，而是有所创新。他融入隶书笔法于楷书之中，形成了一种媚丽却不失气势，劲瘦又兼顾圆润的独特书风。这种书风不仅发展了初唐书法劲瘦媚丽而又圆腴挺拔的时代风格，还对后世书法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赢得了人们的广泛赞誉。 历史记载，薛稷曾为普赞寺题额，所题三个大字，每个字直径达三尺，笔画雄浑有力，结构刚劲挺拔。唐代大诗人杜甫看到后，写诗称赞：“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生动地描绘出其书法的磅礴气势。薛稷的书法作品众多，除了普赞寺题额，还有《中岳碑》《洛阳令郑敞碑》《信行禅师兴教碑》《升仙太子碑》《佛石迹图传》等，其中不少被历代公认为书法精品。薛稷的行、楷书，在开元中叶张怀瓘所撰的《书断》中首次被提及，并被列入能品。张怀瓘还为他立传称：“书学褚公，尤尚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可谓河南公（褚遂良）之高足，甚为时所珍尚。”杜甫也曾亲眼见到薛稷为普赞寺所题的三大字，对其笔势的雄健赞叹不已，在《观薛少保书画壁》诗中留下了“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的赞美之词。董逌在《广川书跋》中，将薛稷视为褚遂良的嫡传弟子，认为他的书法“得欧、虞、褚、陆（陆柬之）遗墨至备，故于法可据。然其师承血脉，则于褚为近。至于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别为一家”。不过，也有人认为薛稷的书法虽有独特之处，但因过于刻意追求“用笔纤瘦”，未能完全摆脱褚遂良的风格束缚，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并列“初唐四家”，稍显逊色。然而，他的代表作《信行禅师碑》，越王李贞撰文，神龙二年（706年）立于长安，至今仍展现着他卓越的书法技艺。 文学造诣：诗韵中的才情流露 薛稷不仅在书法上造诣深厚，在文学方面也展现出了极高的才能，当时就有“文章学术，名冠时流”的美誉。他的诗歌创作颇具水准，《全唐诗》中收录了他的14篇作品。在他丰富的艺术成就中，若要论及高下，或许可以说“诗不如书，书不如画”。尽管如此，他的诗歌依然体现了他的文学素养和艺术气质，为后世研究他的生平与思想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绘画巅峰：开创花鸟画先河的画鹤圣手 在薛稷的艺术生涯中，绘画成就最为突出。他擅长花鸟、人物及杂画，而画鹤更是他的一绝，堪称唐代画鹤的领军人物，开创了一代花鸟画的先河。鹤作为绘画题材，历史悠久，可追溯至西汉时期，但在当时，相关画迹稀少，绘画技法也不够成熟。直到唐代，花鸟画逐渐成为绘画的重要专题，一批专注于花鸟画创作的画家应运而生，薛稷便是其中之一，且以画鹤声名远扬。 唐代社会，文人养鹤玩鹤成为风尚，鹤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这种社会风气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催生了大量以鹤为题材的诗歌。当文字难以完全表达鹤的神韵时，人们便渴望通过绘画这种直观的艺术形式来展现鹤的风采。于是，鹤画在绘画领域迅速发展起来。然而，当时众多画鹤的作品中，能够精准把握鹤的形态与神韵的却寥寥无几。正如《宣和画谱》所评价的：“世之画鹤者多矣。其飞鸣饮啄之态度，宜得之为详。然画鹤少有精者，凡顶之浅深，氅之黧淡，喙之长短，胫之细大，膝之高下，未尝见有一一能写生者也。又至于别其雄雌，辨其南北，尤其所难。虽名乎号为善画，而画鹤以托爪傅地，亦其失也。”而薛稷所画之鹤，却能突破这些局限，达到极高的艺术水准。他笔下的鹤，或低头啄苔剔羽，或迈着阔步顾盼生姿，或昂首挺立，或上下翱翔，每一只都栩栩如生，将鹤的各种姿态和神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形神兼备。当时，人们将薛稷画鹤、秘书省内落星石（疑为陨石）、贺知章草书、郎余令画凤并称为“四绝”，足见其画鹤技艺的高超。 唐代两位大诗人杜甫和李白，都曾为薛稷画鹤题诗作赞。杜甫在诗中写道“画色久欲尽，苍然犹出尘”，李白则赞曰“鹤感至精以神变，可弄影而浮烟”。从他们的诗句中，可以感受到薛稷画中鹤的神韵，仿佛即将破壁而出，让人不禁联想到“画龙点睛”的传奇故事。而李杜二人对薛稷画鹤最为赞赏的，是鹤所展现出的超脱逸达、傲骨十足的气质，如杜甫诗中所写“赤霄有真骨，耻饮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脱略谁能驯”，李白笔下“昂昂伫眙，霍若惊矫，形留座隅，势出天表”的清高标格。这种气质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封建文人隐士精神的象征，与一般人赋予鹤吉祥富贵的文化内涵截然不同。宋代大画家米芾也对薛稷画鹤极为推崇，他在《题薛稷二鹤》诗中说“从容雅步在庭除，浩荡闲心存万里”，还表示“余平生嗜此老（指薛稷）矣，此外无足为者”，足见他对薛稷画鹤的喜爱与共鸣。 薛稷画鹤的成就不仅体现在艺术水准上，还对后世绘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历代名画记》记载：“屏风六扇鹤样，自（薛）稷始也。”薛稷开创的“屏风六扇鹤样”成为后世绘画的一种经典范式，被广泛模仿。五代时期，画家黄荃曾在偏殿壁上绘制六鹤图，此殿因此改称“六鹤殿”。直至一千多年后的清代，宫廷中仍有六鹤屏风。在薛稷之后，学习他画鹤的人众多，如唐代的蒯廉，就深得薛稷画鹤的妙处。五代花鸟画大家黄荃，更是“鹤师薛稷”，并且后来居上，青出于蓝。 除了画鹤，薛稷在人物画和杂画方面同样造诣非凡。前人赞誉他的画踪与阎立本相似。他曾为新安郡（治今安徽歙县）西安寺绘制西方佛壁画一铺，其笔力潇洒自如，风姿绰约秀丽，被《唐朝名画录》列为神品，足以与曹不兴、张僧繇相媲美。薛稷还绘有西方净土变壁画一铺，杜甫曾写诗称赞：“又挥西方变，发地扶屋椽。惨淡壁飞动，到今色未填。”从诗中可知，此画为“白画”，虽未填涂颜色，但依然神采飞扬，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这种白画形式，正是后代由李公麟开创的“白描人物”的先驱，充分彰显了薛稷卓越的造型和线描能力。此外，成都静德精舍有薛稷绘制的人物鸟兽壁画二铺，“态状生动，乃一时之尤者也”。工部尚书厅有他的树石壁画，成都府衙院有他的青牛壁画等，这些作品都被列为神品。 亲属关系：名门联姻，家族传承 薛稷的家族在当时极具影响力。他的曾祖薛道衡，是隋代的内史侍郎，同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祖父为薛大年，父亲是薛仁伟。母亲则是郑国公魏徵之女巨鹿魏氏，这样的家庭环境为薛稷的成长和艺术熏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薛稷的儿子薛伯阳，迎娶了凉国公主，拜驸马都尉、右千牛卫将军，封安邑郡公。孙子薛谭，迎娶常山公主，拜驸马都尉、光禄员外卿。家族的联姻进一步巩固了其家族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薛稷的人生轨迹和艺术发展。 薛稷，这位初唐时期的艺术大家，虽然在仕途上历经坎坷，最终以悲剧收场，但他在书法、绘画、文学等领域的卓越成就，却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屹立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为后人所敬仰和学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