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道藩[公元1897年－1968年]+像 贵州六盘水盘州市人物 张道藩（1897年7月12日－1968年6月12日）字卫之，本籍贵州盘县人（城关镇），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美术教育者。曾于1952年3月11日－1961年2月24日担任台湾当局立法机构院长。民国时首都南京文娱中心公余联欢社创办者。 张道藩：从盘州走出的民国文化与政治交织的多面人生 一、黔地少年：盘州山水间的启蒙与远志（1897-1916） 张道藩，原名张道隆，1897年出生于贵州盘县（今盘州市）一个书香门第兼商人家庭。其父张光斗曾为清末廪生，后经营盐业与土产贸易，家境殷实；母亲龙氏出自当地望族，重视子女教育。幼年的张道藩在盘县老城的深宅大院中度过，6岁入私塾，师从当地宿儒吴辅臣，攻读四书五经，同时接触书法、绘画，展现出对文艺的早期兴趣。 盘县地处黔滇交界，多民族杂居，商贸往来频繁，这种多元文化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张道藩的视野。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其父顺应潮流，将他送入盘县高等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在这里，他接触到算术、地理等西学课程，尤其对历史课本中“列强侵华”的章节感触颇深，萌发了“经世致用”的初步想法。 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贵州响应革命，盘县亦卷入时代洪流。15岁的张道藩目睹旧制度瓦解，新思潮涌动，内心对外部世界的向往愈发强烈。1916年，在家庭支持下，他与同乡学子结伴，经滇越铁路远赴云南，考入昆明法语学校，学习西方语言与科学，这是他走出贵州深山、迈向更广阔天地的第一步。 二、欧陆求索：艺术理想与政治觉醒的双重蜕变（1917-1926） 1. 从巴黎美院到文艺拓荒 1919年，张道藩获亲友资助，赴法国勤工俭学，先入巴黎私立美术学校，后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专攻油画与雕塑，师从印象派画家保罗·阿尔伯特·贝纳尔（Paul Albert Besnard）。在欧洲期间，他不仅系统学习西方美术技法，更沉浸于卢浮宫、奥赛博物馆的艺术殿堂，临摹文艺复兴及现代派作品，画风逐渐从古典写实转向兼具东方意境的融合风格。 留法期间，他与徐悲鸿、林风眠等中国艺术家结为好友，共同创办《艺术》杂志，探讨中西艺术融合之路。1922年，他在巴黎举办个人画展，作品《贵州山民》以粗粝的笔触、浓郁的乡土色彩，展现了黔地百姓的生存状态，引起法国艺术界关注，这是早期中国画家在欧洲较有影响力的个展之一。 2. 政治信仰的转向 与此同时，欧洲的社会革命与中国国内的动荡局势，促使张道藩从纯粹的艺术追求转向政治思考。1922年，他在巴黎加入中国国民党，受孙中山“三民主义”影响，认为艺术需服务于民族复兴。1924年，他参与组织“欧洲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与周恩来、赵世炎等留法共产党人有过公开辩论，思想倾向于国民党的“温和改良”路线。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在即，张道藩响应号召，放弃即将完成的雕塑学业，从马赛港登船回国，自此开启了他“以笔为枪”的政治与文化双重生涯。 三、政坛与文坛：在民国权力与文化场域的浮沉（1927-1949） 1. 国民政府中的文化官僚之路 回国后，张道藩凭借留法背景与国民党身份，迅速进入权力核心。1927年，他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后转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负责宣传与文化事务。1928年，他参与创办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今南京大学美术学院），推行“艺术救国”理念，主张美术需反映现实、服务党国。 1930年代，张道藩在政界步步高升，先后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中央宣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35年，他主导成立“中国文艺协会”，自任理事长，试图整合全国文艺力量，推行“三民主义文艺政策”，与左翼文学阵营形成对峙。他发表《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主张文艺应“发扬民族精神、宣传革命意识”，虽带有政治色彩，却也推动了抗战时期文艺动员的制度化。 2. 文学创作与戏剧实践 作为文人官员，张道藩的创作从未中断。他的小说《摩登的信徒》《青春的哀歌》以都市青年的情感纠葛为线索，批判西化思潮下的价值观混乱，语言细腻，曾风靡一时；戏剧《屈原》《牛郎织女》则借历史与神话题材，隐喻抗日救亡的民族精神，其中《屈原》在重庆演出时引发轰动，被认为是抗战时期话剧运动的重要作品。 他还以笔名“雪君”发表散文，回忆贵州乡土风情，如《盘县旧事》《黔山杂记》，文笔清丽，充满对故乡的眷恋。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艺术创作始终贯穿“中西融合”理念，油画《贵州山景》将印象派光色与中国山水的留白技法结合，雕塑《孙中山像》则以西方写实手法塑造东方人物神韵，成为民国时期“新民族艺术”的代表之一。 3. 从政争议与个人生活 在政治生涯中，张道藩因立场问题屡受争议。1941年，他任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返回家乡主政期间，推行“新县制”改革，试图整顿吏治、发展教育，但因地方派系倾轧与腐败问题，成效有限。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亦颇为微妙，虽受重用，却因文人气质与官僚体系的格格不入，多次萌生退意。 个人生活方面，张道藩与妻子素珊（本名郭淑珍，留法时结识）的婚姻充满波折，他与女作家蒋碧微的情感纠葛更是民国文坛的一段公案。1930年代，蒋碧微与徐悲鸿决裂后，与张道藩相恋，两人的信件与回忆录《我与悲鸿》《蒋碧微回忆录》曾引发广泛讨论，这段感情既体现了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情感挣扎，也侧面反映了张道藩复杂的人性侧面。 四、孤岛余晖：晚年的文化乡愁与历史定位（1950-1968） 1949年，张道藩随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历任“立法院副院长”“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等职，但主要精力转向文化事业。他发起成立“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推动台湾地区的文艺创作，扶持梁实秋、白先勇等作家，同时延续“三民主义文艺”的理念，试图与大陆文化阵营形成对峙。 晚年的张道藩对故乡贵州的思念日益浓烈，他在台北家中悬挂自绘的《盘县丹霞山图》，常对亲友提及童年在盘县老城的生活：“黔地多山，然山水皆有灵性，吾之艺术根脉，实源于此。”他多次试图联系大陆亲友，均因政治局势未果，这种乡愁最终凝结在散文《黔人怀乡录》中，字里行间充满对故土的眷恋与无奈。 1968年6月12日，张道藩在台北病逝，享年71岁。临终前，他留下遗言：“愿归葬故里，然时局不许，唯望后人记取吾之艺术与平生，是非功过，交由历史评说。” 五、历史镜像中的多面性：从艺术家到政治符号的再审视 张道藩的一生，交织着艺术家的理想、政治家的抱负与知识分子的矛盾。作为民国时期少有的“跨界”人物，他的历史评价呈现鲜明的两极： 艺术贡献：他是中国早期留法艺术家的代表，推动了西方美术教育在中国的本土化，其“中西融合”的创作理念对后世有启发意义；戏剧与文学创作在抗战时期起到了一定的动员作用。 政治争议：作为国民党文化政策的制定者，他的“文艺统制”思想被认为压制了多元创作；主政贵州期间的政绩亦因时代局限而毁誉参半。 文化乡愁：无论身处何种立场，他对贵州乡土文化的眷恋始终未变，其作品中的黔地元素成为研究近代贵州文化变迁的重要素材。 如今，在盘州市张道藩故居（今盘州古城内），仍保存着他早年使用的画具与文稿，故居展厅以“从盘州到巴黎：一个文化人的时代轨迹”为主题，客观呈现其生平。他的故事，既是一个贵州文人在大时代中的个人奋斗史，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艺术理想与政治现实间挣扎的缩影。从盘州深山走向国际舞台，再到晚年的孤岛乡愁，张道藩的人生轨迹，恰如他笔下的贵州山水，充满了历史的褶皱与人性的复杂光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