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之英[公元1857年－1918年] 四川雅安市名山区人物 吴之英，字伯朅，号蒙阳渔者，四川雅安市名山区人。清末民初四川著名学者、经学家、书法家。曾任资州艺风书院及简州通材书院讲席、灌县训导、成都尊经书院都讲、锦江书院襄校、国学院院正。曾响应“康梁变法”，组织“蜀学会”创办《蜀学报》，并自任主笔。戊戌维新失败，愤然回乡隐居，研究学问，专心著述，有《寿庐丛书》七十二卷著述传世。当时的文学家、书法家赵熙称赞：“其书瑰玮”。 吴之英生平详述 一、少年求学与学术启蒙（1857-1878） 吴之英，字伯朅，号蒙阳渔者，清咸丰七年（1857年）出生于四川雅州府名山县（今雅安市名山区）一个书香门第。其家族世代耕读，祖父吴文彩为当地名儒，父亲吴世贤虽未入仕途，却精通经史，重视子女教育。这种家庭环境为吴之英的早期成长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幼年时期的吴之英展现出非凡的聪慧，五岁便能诵读《三字经》《百家姓》，七岁开始研习“四书五经”。他常常在祖父的书房中一坐便是整日，对古籍中的文字产生了浓厚兴趣。据《名山县志》记载，一次父亲考校他《论语》中的段落，年仅八岁的吴之英不仅能流畅背诵，还能对“学而时习之”一句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习”不仅是温习，更应包含实践之意，令长辈们惊叹不已。 十三岁时，吴之英进入当地私塾就读，师从名儒李廷栋。李廷栋学识渊博，尤其擅长考据之学，这对吴之英后来的学术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私塾期间，他除了完成规定的功课，还大量阅读诸子百家之书，对《庄子》《墨子》等典籍有独到理解。他曾在读书笔记中写道：“墨子兼爱，与孔子仁爱，其根本虽异，然皆以利天下为归。”这种早期的比较思维，显示出他不同于一般学童的学术视野。 光绪元年（1875年），十八岁的吴之英参加童子试，以第一名的成绩中秀才，成为当地闻名的少年才子。中秀才后，他并未满足于现状，而是前往雅州府学继续深造。在府学期间，他广泛结交志同道合的学友，共同探讨学术问题，同时开始接触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知识。当时，一些传教士带来的几何、天文书籍引起了他的兴趣，他曾在日记中记录自己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体会，认为西方学术“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可补中学之不足”。 二、科举之路与学术转向（1879-1894） 光绪五年（1879年），吴之英赴成都参加乡试。尽管他学识渊博，但初次参加省级考试仍显紧张，最终未能中举。这次失利并未打击他的信心，反而让他更加沉下心来钻研学问。他回到名山，将自己关在书房中，系统整理所学知识，尤其对经学中的今古文之争进行了深入研究。 光绪八年（1882年），吴之英再次参加乡试，依然落榜。连续两次失利让他开始反思科举制度的弊端，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科举取士，重帖括而轻实学，虽中举又何益？”此后，他虽然仍未放弃科举，但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经史子集的研究中，尤其是对巴蜀文化的发掘。 光绪十二年（1886年），吴之英第三次参加乡试，终于以优异成绩中举，时年二十九岁。中举后，他并未立即赴京参加会试，而是接受四川学政张之洞的邀请，担任尊经书院襄校（助教）。尊经书院是当时四川的最高学府，聚集了众多学术名流，张之洞正在此推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 在尊经书院任职期间，吴之英迎来了学术上的重要转折。他不仅与廖平、宋育仁等著名学者切磋学问，还接触到大量西方译著。张之洞的藏书楼中有许多关于西方政治、经济、科技的书籍，吴之英如饥似渴地阅读，逐渐形成了“通经致用”的学术理念。他认为，研究经学不应局限于考据训诂，而应与现实问题相结合，寻求治国安邦之道。 光绪十五年（1889年），吴之英赴京参加会试，不幸再次落榜。这次落榜让他彻底看清了科举的局限性，决心放弃仕途，专注于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回到四川后，他先后在资州艺风书院、成都尊经书院任教，培养了大批人才。在教学过程中，他注重启发式教育，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他的学生后来回忆说：“吴先生讲课，从不照本宣科，而是旁征博引，将经史子集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听后令人豁然开朗。” 三、学术成就与著书立说（1895-1911） 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吴之英深感学术研究必须服务于现实。他开始系统整理巴蜀文化典籍，认为巴蜀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却一直未被充分重视。他在《巴蜀古史论述》中写道：“巴蜀之地，禹生石纽，文王降生，其文明之早，不亚于中原。” 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开始，吴之英投入到《寿栎庐丛书》的编纂工作中。这套丛书共收书24种，涉及经学、史学、文学、小学等多个领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易理变通》《经术臆言》《文心雕龙校正》等著作。 《易理变通》是吴之英的经学代表作，他在书中突破了传统易学的象数、义理之争，提出“易理通于人事”的观点。他认为，《周易》不仅是占卜之书，更是一部蕴含深刻哲理的经典，其中的阴阳变化之道可以应用于社会治理、人生修养等各个方面。他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对《周易》中的卦爻辞进行了新的诠释，如在解释“革卦”时，他写道：“革者，变也。当今之世，不变法不足以图存，然变法必顺乎民心，合乎时势。”这种将经学与现实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当时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经术臆言》则集中体现了吴之英的学术思想。他在书中对儒家经典中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如对“君为臣纲”的观念，他认为：“君臣之道，当以义合，而非以势压。君若不贤，臣可去之。”这种观点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显示出他的学术勇气和批判精神。此外，他还在书中探讨了井田制、分封制等古代制度，提出了自己的改革设想。 在文学方面，吴之英的《文心雕龙校正》对刘勰的《文心雕龙》进行了详细的校勘和注释。他通过对比多种版本，纠正了前人注释中的许多错误，并对书中的文学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文学创作应当“文质彬彬”，既要有优美的形式，又要有充实的内容，反对当时文坛上追求形式而忽视内容的不良风气。 除了学术著作，吴之英还擅长诗文创作。他的诗文风格古朴典雅，又蕴含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如他在《感事》一诗中写道：“烽火照幽燕，苍生泣路歧。谁能挽狂澜，一洗神州耻？”表达了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和对有志之士的呼唤。他的散文更是被誉为“雄深雅健，有两汉之风”，代表作《汉州书院记》《重修蒙顶山禹王宫记》等，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还保存了大量地方历史文化资料。 四、投身新政与教育实践（1898-1911） 戊戌变法期间，吴之英积极支持维新运动。他与宋育仁等人在成都创办《蜀学报》，担任主笔，发表了大量宣传维新思想的文章。在《蜀学报》上，他撰文介绍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呼吁四川进行变法改革。他在《论四川宜开矿务局》一文中指出：“四川矿产丰富，若能开采，不仅可以富国强兵，还能解决民生问题。”他还主张发展教育，培养新式人才，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 变法失败后，《蜀学报》被迫停刊，吴之英受到清政府的监视，但他并未放弃自己的理想。他转而将精力投入到教育事业中，认为教育是强国之本。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他参与创办成都府中学堂（今成都石室中学），并担任监督（校长）。在办学过程中，他推行新式教育，开设了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还聘请了一些留学归来的教师。他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要求学生既要掌握传统文化知识，又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为了推动四川教育的发展，吴之英还积极参与地方教育事务。他担任过四川学务公所议绅，参与制定了四川的教育规划。他建议在各府州县设立中小学堂，普及基础教育，同时创办高等学堂，培养专门人才。他还主张发展职业教育，开设农、工、商等专业，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教育实践中，吴之英注重培养学生的品德和实践能力。他制定了严格的校规，要求学生“敦品励学，爱国爱乡”。同时，他还组织学生开展社会调查，让他们了解社会现实，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对四川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的骨干力量。 五、晚年岁月与文化传承（1912-1918） 辛亥革命胜利后，吴之英感到无比欣慰，他在日记中写道：“数千年帝制一朝倾覆，共和政体得以建立，此乃天下之公幸也。”然而，他很快发现，革命后的社会并未如他想象的那样美好，军阀混战、政治腐败依然严重。失望之余，他决定退出政治舞台，专注于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 晚年的吴之英居住在名山蒙顶山下，过着清贫的生活。他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寿栎庐”，取“无用之用”之意，每天读书、著述、教学，乐在其中。尽管年事已高，他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热情，继续整理和研究巴蜀文化。 他先后完成了《方言据》《音韵学》等著作，对四川方言和音韵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方言据》中，他收集了大量四川方言词汇，考证其来源和演变，为研究四川方言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音韵学》则系统阐述了汉语音韵的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 除了著书立说，吴之英还十分重视对后学的培养。他在家中开设私塾，免费教授乡里子弟。他的学生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如蒙文通、张森楷等。蒙文通在回忆老师时说：“先生学识渊博，为人正直，不仅教我们读书，更教我们做人。他的教诲，让我终身受益。” 1918年，吴之英因病逝世，享年六十一岁。他的逝世是四川学术界的一大损失，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临终前，他仍念念不忘巴蜀文化的传承，叮嘱家人将自己的藏书和手稿整理出版。 六、历史评价与影响 吴之英是清末民初四川著名的学者、教育家和思想家，他的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事业，为巴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学术上，他兼通经史子集，对经学、史学、文学、小学等领域都有深入研究，尤其在易学和巴蜀文化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他的著作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还蕴含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批判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蒙文通、徐中舒等著名学者都曾受到他的影响，将巴蜀文化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在教育上，他积极推行新式教育，创办学校，培养人才，为四川近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的教育思想强调“通经致用”，注重培养学生的品德和实践能力，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思想上，他主张变法维新，支持民主革命，反对封建专制，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他的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也为后来的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 吴之英的一生，是追求知识、探索真理的一生，也是致力于文化传承和社会进步的一生。他用自己的学术成就和教育实践，诠释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如今，在他的家乡名山，人们修建了“吴之英纪念馆”，以纪念这位杰出的学者和教育家，他的思想和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