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可澄[公元1878年－1946年]+像 贵州安顺市普定县人物 任可澄，贵州普定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举人。戊戌变法后，朝廷有“停科举，兴学堂”之议。可澄为最后一科举人，中举后试授内阁中书。任职年余后离京回乡，与唐慰慈、徐叔彝在省城贵阳开办师范传习所，结业学生两班。三十二年(1906年)，在南明河右岸创建贵州公立中学堂，开办新学，为贵州近代中学教育之开始。 任可澄：黔中名士的多维人生与时代印记（1878—1946） 一、黔中望族的少年求学路：从普定乡野到贵阳书院 任可澄，原名文騤，字志清，1878年出生于贵州普定县（今安顺市普定县）一个书香世家。其家族自清代中期起便在当地颇具声望，祖父任云龙曾任四川知县，父亲任光斗虽未入仕，却以耕读传家，重视子女教育。任可澄自幼聪慧，6岁入私塾，诵读经史子集，12岁便能熟背《四书》《五经》，尤其对《资治通鉴》《史记》等史籍兴趣浓厚，常以“博闻强识”受乡里称誉。 1894年，16岁的任可澄赴贵阳应童子试，以第一名中秀才，随即进入贵阳学古书院（后改为经世学堂）深造。彼时的贵州正值维新思想萌芽，经世学堂除教授传统儒学外，亦开设算学、格致（物理）等新学课程。任可澄在此接触到严复译介的《天演论》、梁启超的《变法通议》等著作，逐渐形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框架。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天下事非通古今、达中外，无以救时弊。” 1902年，任可澄参加乡试中举人，但他并未急于入仕，而是选择留在贵阳，与同窗李端棻、唐尔镛等人创办《黔报》，成为贵州最早的近代报刊之一。该报以“开通民智，宣传新政”为宗旨，刊登维新变法言论及国内外时事，任可澄常以“黔中醒客”为笔名撰文，批判科举制度弊端，呼吁兴办新式教育，其文风犀利，见解独到，在贵州学界引起广泛关注。 二、教育救国的实践：从师范学堂到贵州大学堂的奠基 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任可澄敏锐意识到教育改革的迫切性。他联合贵州士绅雷廷珍、周恭寿等人，向贵州巡抚林绍年提议创办新式师范学堂，以培养近代教育人才。1906年，贵州师范学堂正式成立，任可澄担任监督（校长），制定“敦品励学，以实利教育为归”的校训，开设教育学、心理学、外语、理化等课程，并选派优秀学生赴日本留学。 在任可澄的主持下，师范学堂培养了数百名中小学教师，其中不少人成为后来贵州教育界的骨干。1909年，他又推动将经世学堂改建为贵州官立大学堂，这是贵州高等教育的开端。他亲自编写《大学堂章程》，主张“中西兼修”，设立经科、文科、格致科等，虽因时局动荡，大学堂仅维持两年便停办，但其办学理念为日后贵州大学的建立埋下伏笔。 与此同时，任可澄还参与创办贵阳公立中学（今贵阳一中前身）、贵州法政学堂等，构建了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新式体系。他在《贵州教育议》中提出：“强国之本，不在练兵而在兴学。黔地虽僻，若能广设学堂，十年之后，必有英才辈出。”至1911年，贵州新式学堂已达300余所，任可澄作为核心推动者，被时人称为“黔中教育革新之父”。 三、政海沉浮：从民国议员到贵州代省长的时代抉择 辛亥革命爆发后，任可澄以贵州士绅代表身份参与政治活动。1912年，贵州大汉军政府成立，他被推举为枢密院副院长，负责民政与教育事务。同年，他作为贵州代表赴北京参加临时参议院会议，主张“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相平衡”，并与梁启超等人组织进步党，成为民初立宪派的重要成员。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任可澄与蔡锷、唐继尧等人密谋反袁，参与起草《讨袁檄文》。1916年1月，贵州宣布独立，任可澄任护国军政府左参赞，负责后勤与外交。他利用自己在士绅中的影响力，为护国军筹集粮饷，并致信四川、湖南等地军阀，晓以大义，促使其倒袁。袁世凯死后，任可澄于1917年任贵州省长公署秘书长，1920年代理贵州省长职务。 在代理省长任内，任可澄面临贵州派系斗争激烈、财政匮乏的困境。他试图推行“清丈田赋，整顿吏治”的改革，但因触动地方豪强利益而受阻。1921年，他辞去职务，转而专注于学术与文化事业，曾言：“政途多舛，不如著书立说，以遗后人。”此后十余年，他先后担任云南大学教授、云贵监察使等职，但始终以“书生”自居，远离政治核心。 四、文史巨擘的学术成就：从《贵州通志》到文献整理 任可澄一生治学严谨，尤精于地方史与文献考据。1928年，他主持编纂《贵州通志》，这是清代以来贵州最系统的一部省级地方志。作为总纂，他历时8年，广征博引，走访各地，收集碑刻、档案、家谱等史料，亲自撰写“沿革志”“艺文志”等章节。全书共170卷，约600万字，对贵州的历史、地理、民族、文化做了全面梳理，被学界誉为“黔史之集大成者”。 除主修方志外，任可澄还致力于贵州文献的抢救与整理。他发现并校勘了明代贵州思想家李渭的《先行录》、清代学者郑珍的《巢经巢文集》等珍本，撰写《黔诗纪略补》，增补贵州历代诗人作品千余首。1936年，他与凌惕安合编《续黔南丛书》，收录贵州先贤著作20余种，为保存黔地文化遗产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学术思想上，任可澄主张“考据与义理并重”，既反对空谈义理的虚妄之风，也批评只重训诂的繁琐考据。他在《答友人论治学书》中写道：“为学当以经世为归，考史事以明得失，辨学术以正人心，若徒炫博闻，何异书簏？”其学术著作兼具史料价值与思想深度，至今仍为研究贵州历史文化的重要参考文献。 五、晚年岁月：战乱中的文化坚守与桑梓情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任可澄时年59岁，虽已退隐多年，仍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念。他联合贵州文化界人士成立“贵州文献征辑馆”，呼吁保护战时文物，并亲自撰写《抗战与文化》一文，强调“文化不灭，则民族不亡”。1940年，他应竺可桢之邀，担任浙江大学史地系客座教授，在战火纷飞中坚持授课，培养学生的民族气节与历史视野。 晚年的任可澄对家乡普定的教育与建设尤为关注。1942年，他捐资创办普定县私立志清中学（今普定一中前身），以自己的字“志清”命名，亲任校董会主席，制定“忠孝为本，勤朴为风”的校训，并从贵阳、昆明等地延请名师任教。他在开学典礼上对学生说：“吾乡虽贫，然文脉不可断。诸君当以天下为己任，他日学成，无论从文从武，皆需报效国家，惠及桑梓。” 1946年，任可澄在贵阳病逝，享年68岁。临终前，他仍手不释卷，批注《黔语》一书。其葬礼上，贵州各界人士千余人前往吊唁，挽联中有“文起黔中三百年，志存天下廿四史”之句，恰是对他一生学术与事功的凝练概括。 六、历史评价：新旧交替中的文化桥梁 任可澄的一生，横跨晚清、民国两个动荡时代，既是传统士大夫的最后代表，也是近代化的积极推动者。他以科举入仕，却力主废除科举；他身为地方官员，却始终以“书生”自期；他精研考据之学，却强调经世致用。这种矛盾性恰恰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困境与抉择。 在贵州地方史上，任可澄的地位举足轻重：他是新式教育的奠基人，是《贵州通志》的总纂者，是抗战时期文化坚守的旗帜。他的学术成就使贵州历史从“蛮荒”叙事中走出，获得系统的文本建构；他的教育实践为贵州培养了第一代近代化人才；他的政治活动则折射出边疆省份在国家转型中的复杂角色。 如今，任可澄的著作仍静静陈列在贵州图书馆的特藏室中，普定一中的校园里也立有他的铜像。他的人生轨迹，恰似一条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纽带，既扎根于黔中大地的历史土壤，又望向更广阔的时代 horizon，成为解读近代贵州乃至中国西南社会变迁的重要注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