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琎[宋][公元1199年-1258年,军事战略家] 贵州遵义市绥阳县人物 冉琎,南宋播州绥阳(今贵州遵义市绥阳)人,南宋将领。宋理宗淳祐二年(公元1242年),余玠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积极准备抵御蒙古军南侵。冉氏兄弟闻余玠是位贤能的统帅,便去重庆拜谒余玠,献保西南计:主张“徙合州城”。他们分析说:“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巴蜀不足守也。”余采纳了冉氏兄弟计策,密奏朝廷,任冉琎为承事郎,代理合州知州,冉璞为承务郎,当理合州通判。 二冉卸职不久,钓鱼山军事防御体系在阻挡蒙军南下的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元宪宗蒙哥亲率御营军号称十万之众进攻四川,于南宋开庆元年(1259) 进抵钓鱼城。 合州军民依靠坚固的根据地顽强抵抗,相持半年之久,蒙军粮草不济,蒙哥急于速战,倾师攻城。主将汪德成中飞石死于城下。7月,蒙哥心急如焚,亲登高坡窥探,被宋军乱箭所中,被迫下令撤军,死于重庆北温泉。亡故后迁葬故乡绥阳县城附近,乡人有祠祭奠。 冉琎:南宋军事战略家的筑城卫国之路 一、生于黔北:乱世中的少年才略 冉琎(1199年-1258年),字温甫,生于南宋时期的播州绥阳(今贵州遵义绥阳县)。彼时的南宋王朝已历百余年,北方金朝虎视眈眈,西南地区虽偏居一隅,却因播州杨氏土司的治理而渐兴文教。绥阳地处黔北要冲,山高谷深的地理环境既孕育了坚韧的民风,也让当地士人对军事防御有着天然的敏感。 冉琎自幼聪慧,不同于一般文人埋首经史,他不仅通读《孙子兵法》《吴子》等兵书,更常与弟冉璞(字价甫)登山涉水,观察地形走势。兄弟二人“性嗜学,尤深于《易》与兵机”,在乡里以“文武双才”闻名。南宋嘉定、宝庆年间,播州土司杨粲推行“振兴文教”政策,设立府学、鼓励士人科举,冉琎兄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崭露头角。他们曾在绥阳境内的“冉家草场”演练阵法,以草木为兵、以丘陵为垒,其对地形的运用已初显军事天赋。 二、崭露头角:巴蜀大地的智谋初显 南宋淳祐元年(1241年),蒙古大汗窝阔台病逝,但其子阔端仍率军持续南下,四川成为主战场。时任四川安抚制置使的余玠,是南宋抗蒙的关键人物,他痛感此前宋军“守点不守线”的被动局面,遂发布《招贤榜》,广纳天下才智之士。榜文中“集众思,广忠益,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的恳切之词,深深触动了冉琎兄弟。 此前,冉琎已在播州乡试中中举,但他目睹蒙古军破蜀后“城郭皆毁,民不聊生”的惨状,毅然放弃科举仕途,于淳祐二年(1242年)携弟冉璞西入巴蜀,抵达余玠设在重庆的制置司衙门。据《宋史·余玠传》记载,冉琎兄弟初至时,“布衣见玠,玠与分庭抗礼,待以客礼”。余玠设宴款待,席间询问抗蒙之策,冉琎却只字不谈,反而要求“择僻静处居之”。余玠虽疑惑,仍为其安排住所。 此后数月,冉琎兄弟深居简出,每日在纸上绘制巴蜀地形图,标注关隘、河流、山脉。一日,他们突然求见余玠,献上一份完整的《蜀边防御策》,核心主张是:“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郡治所于其上,依山为垒,以步制骑。”这一策略直击蒙古军“长于野战,短于攻坚”的弱点,提出以山地城池为据点,构建防御体系。余玠闻言大喜,当即采纳,并力排众议,任命冉琎为承事郎、权发遣合州事,主持钓鱼城(今重庆合川)的修筑工程,冉璞则辅佐兄长。 三、筑城卫国:钓鱼城的军事奇迹 钓鱼城位于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交汇处,山势险峻,易守难攻。冉琎接手后,首先确立“以山为城,以江为池”的整体规划。他亲率工匠士卒,沿山势凿石为墙,城墙高二丈余,周长十二三里,分为内城、外城,外城紧临江边,内城为军民居所。城内凿井九十二眼、开垦梯田数千亩,实现“兵民相兼,耕战结合”,彻底解决了长期驻守的水源与粮食问题。 在具体工事设计上,冉琎展现出惊人的军事智慧: 立体防御体系:在城南、城北各设水军码头,控制江面;城墙设“一字墙”(横向延伸的城墙,分割敌军进攻路线)、“敌楼”(突出城墙的观察射击点),形成多层火力网。 机动防御布局:城内修建“天梯街”等陡峭石阶,便于守军快速机动;在险要处设置“砲台”,可投掷巨石、发射弩箭。 心理防御设计:城墙表面保留岩石原貌,避免光滑易攀;城门用铁包裹,门后设“千斤闸”,蒙古军的撞城锤难以奏效。 淳祐三年(1243年),钓鱼城主体工程竣工,冉琎又建议余玠将合州治所迁至城内,以钓鱼城为核心,陆续在四川境内修建云顶、运山、大获等十余座山城,形成“众星拱月”的防御链,史称“四川山城防御体系”。这一体系将巴蜀的山水地形转化为军事优势,使蒙古军的骑兵优势无法发挥。 四、运筹帷幄:抗蒙前线的战略眼光 钓鱼城建成后,冉琎并未止步于筑城。他深知“城以人守,人以心固”,遂在城内推行三项重要举措: 编练乡兵:将合州百姓按户籍编组,农时耕作,战时为兵,史载“得众数万,皆勇健耐战”。 整肃军纪:制定《守城条令》,明确赏罚,严禁士兵扰民,使军民同心。 囤积战备:在城内修建仓库,储备粮食、箭矢、礌石,据《钓鱼城志》记载,“可支十年之需”。 淳祐九年(1249年),冉琎因积劳成疾,向余玠请辞归乡。余玠再三挽留,最终同意其回播州休养,任命冉璞继续主持钓鱼城防务。临行前,冉琎留下《遗玠书》,强调“蒙古必复来攻,钓鱼城乃蜀之门户,不可轻忽”,并建议加强各山城之间的联络,以“声东击西”之策消耗敌军。 五、魂归黔北:军事遗产的历史回响 冉琎回到绥阳后,隐居于家乡的“冉家山”,仍关注时局。宝祐六年(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亲率十万大军进攻四川,一路势如破竹,唯独在钓鱼城遭遇顽强抵抗。蒙哥派降将晋国宝入城劝降,冉璞与守将王坚将其斩首示众,坚定了守城决心。开庆元年(1259年),蒙哥在钓鱼城下中箭身亡,蒙古军被迫北撤,史称“钓鱼城之战”,此役不仅挽救了南宋危局,更间接影响了欧亚战局,被欧洲史家称为“上帝之鞭折于此”。 然而,冉琎未能亲眼见到这一胜利。他于1258年在绥阳病逝,享年59岁。临终前,他告诫子孙:“吾一生所学,唯在保境安民,后世若为将,当以民命为念。”其弟冉璞在钓鱼城战后,谢绝朝廷封赏,归乡与兄长合葬于绥阳县城北的“冉氏祖坟山”。 六、后世评说:军事智慧的永恒价值 冉琎兄弟的军事实践,开创了中国古代“山地城池防御”的典范。明代《蜀中广记》评价:“温甫(冉琎)之策,非独保蜀,实延宋祚数十年。”清代学者洪亮吉在《卷施阁文集》中称:“钓鱼城之固,冉氏兄弟之力也,其功不在廉颇、李牧下。” 如今,钓鱼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仍保留着冉琎设计的城墙、城门、水军码头等遗迹。绥阳县内,“冉琎故里”的石碑静静矗立,当地百姓至今流传着“冉氏兄弟筑城抗蒙”的传说。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绥阳发现冉琎墓,其墓碑上刻有“宋军事战略家冉公温甫之墓”,墓旁出土的青铜剑与《防御策》残片,印证着这位黔北士人“以智报国”的一生。 冉琎的军事思想,不仅影响了南宋抗蒙战局,更对后世防御理论有着深远启示:他将地理环境与军事工程完美结合,体现了“因地制宜”的战略智慧;他主张“兵民一体”,开创了军民联防的早期实践;他以“筑城”为手段,实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防御最高境界。在冷兵器时代,冉琎用智慧在西南山地书写了一段以弱抗强的传奇,其精神与成就,至今仍是贵州历史文化中璀璨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