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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魏徵

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魏征魏徵[唐][公元580年-643年,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国古代十大谋士]+像 河北邯郸市
魏征:直言敢谏,铸就贞观辉煌的肱骨之臣
魏征(公元 580 年 - 643 年),字玄成,祖籍巨鹿郡下曲阳县(今河北晋州西) 。他是初唐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更是一位以直言敢谏著称的诤臣,在唐朝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尽管我们无法确切知晓他毕业于哪所院校,但在那个动荡与变革交织的时代,他凭借自身的勤奋好学和对知识的不懈追求,积累了深厚的学识与智慧,在历史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魏征出生于名门望族曲阳魏氏,其家族先辈在官场和学术领域皆有建树。先祖魏歆博洽经史,汉成帝时期官居钜鹿太守。曾祖父魏钊仕于北魏孝文帝,授建忠将军。祖父魏彦在北魏孝明帝时期官拜骠骑长史。父亲魏长贤,早年在北齐朝廷担任著作左郎,后因上书讥讽朝政,被贬为上党屯留县令。魏征年少时父亲便去世,家庭失去了主要的支柱,再加上他不善经营产业,家道逐渐中落。为了维持生计并寻求精神寄托,他选择出家为道士。然而,即便身处如此落魄潦倒的境地,魏征却始终胸怀大志,一心向学。他广泛涉猎各类书籍,对天下局势有着深刻的洞察,尤其喜好纵横之说,希望能在乱世中找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实现自己的抱负。
隋末,天下大乱,各方势力纷纷崛起,逐鹿中原。大业十三年(公元 617 年),武阳郡丞元宝藏起义响应瓦岗李密,召魏征为官,让他掌管文书记录等事务。李密每次收到元宝藏送来的文书,都会对其文采和见解称赞有加,当听闻这些文书皆出自魏征之手时,便立即召见他,并将其召入元帅府担任文学参军,负责掌记室。魏征深感李密的赏识,随后献上十条密策,期望能帮助瓦岗军壮大实力。然而,李密虽对这些计策称奇,却并未予以采用。大业十四年(公元 618 年),王世充转攻洛口,李密率军迎击并取得胜利。此时,魏征向李密的长史郑颋献策,他分析道,李密虽多次取得胜利,但军队伤亡惨重,且瓦岗军没有充足的府库来犒赏将士,长此以往,将士们的作战士气必将受到严重影响。因此,他建议加固深沟高垒,与敌军相持,待敌人粮尽,便可不战而退,随后再追击敌军,这才是取胜的良策。此外,他还指出东都洛阳的粮食用尽,王世充必定会拼死一战,此时的王世充军如同穷寇,难以与之正面争锋,所以不应主动出战。然而,郑颋却对魏征的计策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老生常谈。魏征坚持认为自己的计策是奇谋深策,见郑颋不听,只得拂袖离去。果不其然,李密因轻率出战,最终遭到惨败。
李密失败后,魏征随之归降李唐。但初入李唐时,他并未得到重用。当时,李密原来的部下徐世勣仍占据着大片领土,东到大海,南到长江,西到汝州,北到魏郡,面对复杂的局势,徐世勣举棋不定,不知该何去何从。魏征见状,主动请缨,自请安辑山东地区。他被授予秘书丞之职,赶赴黎阳。到黎阳后,魏征写出《与徐世勣书》,在信中,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导徐世勣应审时度势,抓住时机归降李唐,以免错过成就大事的机会。徐世勣收到文书后,经过深思熟虑,决意归唐。不仅如此,他还开仓运粮,接济淮安王李神通,为李唐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然而,命运的转折接踵而至。武德二年(公元 619 年)十月,窦建德率军攻打黎阳,魏征、李神通、李勣等人不幸被俘。窦建德久闻魏征的才能和声名,对他十分敬重,于是拜其为起居舍人。在窦建德麾下,魏征虽有一腔抱负,但因身处不同阵营,未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
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李世民带兵攻打窦建德,在著名的 “虎牢关大战” 中,李世民以少胜多,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窦建德被擒。窦建德兵败后,魏征也随裴矩到了长安,再次归降李唐。此时,隐太子李建成听闻魏征的声名,便将其纳入麾下,任命他为太子洗马,掌管图书经籍,并对他礼遇有加。魏征见秦王李世民功勋卓著,势力逐渐壮大,心中深感忧虑,他劝说李建成应尽早采取行动,巩固太子之位,并积极为李建成出谋划策。当时,刘黑闼在山东地区作乱,李元吉前去镇压却遭遇失败。魏征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机会,他建议太子李建成主动请战,前往山东平乱。他认为,此举不仅可以立下战功,提升李建成在朝中的威望,还能借此机会结交山东豪杰,壮大自己的势力,从而使太子之位更加稳固。武德五年(公元 622 年)十二月,李建成听从魏征的建议,前往山东。在平乱过程中,他采用魏征提出的招抚政策,成功瓦解了农民起义军,取得了胜利。通过这次行动,李建成不仅平定了叛乱,还结交了众多山东豪杰,势力得到了进一步壮大。
武德九年(公元 626 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成功夺取政权。李世民深知魏征的才能和耿直,他问魏征为何要离间他们兄弟。魏征坦然答道:“如果先太子早听我的建议,必定不会有今日之祸。” 李世民听罢,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更加器重魏征的耿直和才能,当即接纳并礼遇魏征,让他担任詹事主簿。李世民登基后,对魏征更加重用,将其擢拜为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
当时,河北州县局势混乱,乱党丛生。魏征及时提醒李世民:“若不示至公,祸不可解。” 李世民深以为然,于是派魏征前往河北安抚局势,并授予他遇事可酌情处理的权力。在前往河北的途中,魏征在磁州遇到旧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被押解回京。魏征深知,此时如何处理这两人,将对安抚河北民心产生重大影响。他对副使李桐客表示,如果释放了二人,人们便会相信朝廷发布的诏令是算数的,这必将对民心安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反之,如果仍听凭将 “二李” 锢送京师,则只能说明朝廷说话不算数,必将失信于民,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魏征认为,应以国家大计为重,既然主上以国士之礼相待,自己就应以国士的担当来报答知遇之恩。于是,他当机立断,命人释放了李志安和李思行,免除了他们的罪责。此举果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朝廷信誉的感召远达天下,李世民对魏征的做法非常满意,魏征也圆满完成了安抚山东、河北的任务。
魏征宣慰山东归来不久,即武德九年(公元 626 年)十月,便升为尚书右丞,仍兼谏议大夫。此后,李世民对他愈发器重,经常传召他入内,与他商谈治国施政的得失。魏征胸怀经国之才,性情耿直不屈,对于李世民的询问,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所谏二百余事都切中要害,深得李世民的认可。李世民也明白魏征是诚心诚意为了国家好,对他的谏言都欣然接受。
武德九年(公元 626 年)十二月,太宗派人征兵,封德彝上奏称不足十八岁的中男,若身体魁梧壮实也可一并征发,太宗同意了这一建议。然而,敕令传出后,魏征却加以反对,不肯签署,如此往返四次。太宗大怒,责备魏征固执。魏征却冷静地回答:“军队在于治理得法,陛下征召身体壮健的成丁,用正确的方法加以管理,便足以匹敌天下。” 他还指出太宗已多次失信于天下,并举例说明:太宗即位时下诏 “百姓拖欠官家的财物,一律免除”,但部分官吏却以秦王府国司不属于官家为由,仍征求索取百姓所欠财物;有诏令 “关中地区免收二年的租调,关外地区免除徭役一年”,但不久又有敕令 “已纳税和已服徭役的,从下一年开始免除”,这两道诏令相互矛盾;地方官勤勉处理公务,但到征点兵员时却遭到质疑,这并非诚信的治国之道。太宗听罢,恍然大悟,高兴地称赞魏征:“过往认为他固执、疑他不通达政务,但现议论国家大政方针都能切中要害。朝廷政令不讲信用,则百姓不知所从,国家无法得到良好治理,这是天子的过失。” 于是,太宗撤销了不足十八岁的中男征兵诏令,并且赐给魏征一只金瓮,以表彰他的直言敢谏。
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十一月,岭南部落首领冯盎、谈殿等人互相争斗,久未入朝。各地方州府前后十几次奏称冯盎谋反,太宗命令将军蔺等人征发江、岭数十州兵马大举讨伐。魏征劝谏太宗:“中原刚平定,岭南遥远地势险恶,有瘴气瘟疫,不可驻扎大部队。且冯盎反叛的情状还未形成,不宜兴师动众。” 太宗称上告冯盎谋反者络绎不绝,为何说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魏征解释道:“冯盎若反叛,必然分兵几路占据险要之地,攻掠邻近州县。现告发其谋反已有几年了,而冯氏兵马还没出境,这明显没有反叛的迹象。各州府既然怀疑冯氏谋反,陛下又不派使臣前去安抚,冯氏怕死,所以不敢来朝廷。若太宗派使臣向他示以诚意,冯氏欣喜能免于祸患,便可不用劳动军队使他顺从。” 太宗听从了魏征的建议,下令收兵。至十月(初六),太宗派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掩持旌节往岭南慰问冯盎,冯盎则让他的儿子冯智戴随着使臣返回朝廷。太宗感慨地说:“魏征只建议派遣一个使者,岭南就得以安定,胜过十万大军的作用,不能不加赏。” 于是赏赐给魏征绢帛五百匹。
贞观二年(公元 628 年)十月,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寿因贪污犯罪。太宗认为瀛州刺史卢祖尚文武全才,廉洁奉公,便征召他入朝,命他镇抚交趾郡。卢祖尚拜谢出朝,不久却又后悔,以旧病复发相辞。太宗让杜如晦传旨,希望他信守承诺,但卢祖尚执意辞退。太宗再次召见他,晓以道理,卢祖尚仍拒不从命。太宗大怒,认为若天子不能发号施令,如何治理国家,便下令将卢祖尚斩于朝堂之上。然而,不久之后太宗便后悔了。过了几日,太宗与大臣议论齐文宣帝的为人,魏征答道:“齐文宣帝狷狂暴躁,然与他争论时都能听从对方的意见。当时前青州长史魏恺出使梁朝还朝,拜为光州长史,不肯赴任,丞相杨遵彦奏与文宣帝。文宣帝大怒,召入宫中大加责备。魏恺称先前任大州的长史,出使归来,有功劳没有过失,反而改任小州的长史,所以不愿成行。齐文宣帝便宽赦了他。” 太宗认可魏征所讲有道理,反思自己先前杀卢祖尚虽然是因为卢祖尚缺少做大臣的道义,但处理方式也过于粗暴,相比之下,自己还不如齐文宣帝。于是下令恢复卢祖尚子孙的门荫。
后来,有人诽谤魏征结党营私包庇亲戚,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去调查此案,结果查无实据。温彦博向太宗上奏称魏征没有远避嫌疑,以致招来这些诽谤。虽无私情,也应责备。太宗命温彦博将此事告知魏征。之后魏征入朝上奏太宗,称君臣一心,道义则为整体,若不求公道,只追求行为显露痕迹,君臣上下都如此行事,那么国家兴衰将难以预料。太宗听后,恍然大悟。魏征又跪下称希望做良臣而非忠臣。太宗问其区别,他答曰:“良臣是稷、契、咎陶那样的臣子,他们能使自己身获美名,君主得到好的声誉,子孙世代相传,福泽无穷;忠臣则如比干、伍子胥,他们因直言进谏而身死,君主落得个昏庸无道的恶名,国破家亡,只得到一个空名。” 太宗深以为然,更加重视魏征的谏言。
在贞观年间,魏征写下大量奏疏,如《论时政疏》《谏太宗十思疏》《十渐不克终疏》《论御臣之术》等。他在这些奏疏中,劝谏唐太宗要注意言行一致,居安思危,同时以 “至公” 思想推行偃革兴文,劝谏唐太宗效仿圣哲,主张王道仁政、君主德治,广开言路。他的谏言不仅言辞恳切,而且切中时弊,对唐太宗的治国理念和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魏征等大臣的共同辅佐下,唐太宗开创了 “贞观之治”,使唐朝迎来了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盛世局面。
贞观三年(公元 629 年),魏征迁为秘书监,负责校定古籍。在此期间,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学识和才能,对古籍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校订,为保存和传承古代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开始更多地参与朝政,其见解和建议愈发得到唐太宗的器重。
贞观七年(公元 633 年),魏征升任侍中,负责门下省事务。门下省在唐朝的政治体制中具有重要地位,负责审核政令,纠正皇帝和百官的过失。魏征在这一职位上,恪尽职守,严格履行职责,对朝廷的各项政令进行仔细审核,确保其符合国家的利益和百姓的需求。他敢于直言进谏,即使面对唐太宗的决定,若认为不合理,也会据理力争,绝不退缩。
贞观十年(公元 636 年)正月,历经 8 年,由魏征领编修撰的《隋史》等史书完成。这些史书对各史皆 “多所损益,务存简正”,使这 “五史” 皆获 “时称良史” 的赞誉。魏征因修史之功,被授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等。魏征曾自认为无功于国,两次请求辞官,但唐太宗均不允,还将自己比作良匠,把魏征视为金矿,认为只有通过不断的磨砺,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六月,唐太宗最终允其辞去侍中一职,但又拜为特进,任知门下事。此后,魏征虽不再担任侍中,但依然陪伴在唐太宗身边,继续为朝廷出谋划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贞观十六年(公元 642 年),魏征又受诏成为太子太师,教导太子李承乾。他深知太子对于国家未来的重要性,因此尽心尽力地教导太子,希望他能成为一位贤明的君主。他向太子传授治国理政的经验和道理,培养他的品德和才能,为唐朝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
然而,贞观十七年(公元 643 年),魏征不幸去世,享年六十四岁。唐太宗悲痛万分,他追赠魏征为司空、相州都督,谥号 “文贞”,并下令将其陪葬昭陵。魏征的去世,让唐太宗失去了一位重要的谏臣和良师益友。唐太宗曾感慨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后来,魏征被列入 “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第四位,以表彰他为唐朝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同年,因受太子谋反案牵连,唐太宗命人推倒魏徵墓碑,取消魏徵长子与公主婚约。但到了贞观十九年(公元 645 年),唐太宗在亲征高句丽受挫后,不禁又怀念起魏征的劝谏,感慨道:“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于是,他又下令复建魏徵纪念碑,以表达对魏征的怀念和敬重之情。
魏征不仅在政治上有着卓越的贡献,在文学和史学领域也颇有建树。他曾领编修撰《群书治要》及《隋书・经籍志》,其上疏谏言多见《贞观政要》。后世辑存有《魏郑公文集》《魏郑公诗集》等著作。他的文学作品风格质朴刚健,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现实意义。
魏征的一生,是为唐朝的繁荣和稳定而不懈奋斗的一生。他以直言敢谏的精神,为唐太宗提供了诸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帮助唐太宗开创了 “贞观之治” 的盛世局面。他的忠诚、正直和智慧,不仅赢得了唐太宗的敬重和信任,也为后世所敬仰。他的事迹和精神,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激励着后人在追求正义和真理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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