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丕震[公元1922年－2003年]+像 云南丽江古城区人物 王丕震（1922年11月5日—2003年5月17日），云南丽江人，纳西族，中共党员，被誉为当代“巴尔扎克”。1954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畜牧兽医系，1943年在宝鸡特种兵联合分校炮兵练习团当战炮排长，后历任伪西南长官公署第一处上尉参谋，农校教员。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王丕震先生从1984年至2002年的18年时间里，共创作中国历史小说141部和1部政论文。他一生共出版发行142部作品共3000多万字。书中人物有27位帝王、52位将相、25位才子、17位佳人、5位现代名人，是古今中外以文学形式描写历史名人最多的作家，成为了西南边陲一个只有30万人口的纳西民族作者，以独特的眼光和手法描写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上百个历史风云人物的第一人。 王丕震：滇西北文坛巨擘的史诗人生 一、雪域沃土育初心：少年时代的文化启蒙（1922-1940） 1922年，王丕震出生于云南丽江古城区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曾是清末举人，父亲王树和为当地知名私塾先生。丽江独特的纳西文化与汉文化交融的氛围，为他埋下了文学的种子。幼时，他在父亲的督学下通读《四书五经》，对《史记》《三国演义》等古典史籍尤为痴迷，常于玉龙雪山下的黑龙潭畔临摹碑刻、诵读诗文，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文字敏感度。 1930年，王丕震进入丽江县立小学就读，因作文常被当作范文传阅，获“小秀才”之称。1936年，考入丽江中学后，他接触到鲁迅、巴金等新文学作品，思想逐渐从传统经史转向现实关怀。彼时，丽江作为茶马古道重镇，商贾往来间带来的外部信息，让他开始思考边疆地区的社会变迁。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校园里的爱国思潮激荡，他曾与同学创办油印刊物《玉龙潮》，以诗文抨击日寇暴行，这份早期的创作实践，奠定了他“以笔为枪”的写作基调。 1940年，王丕震因家境变故辍学，赴石鼓镇担任小学教员。任教期间，他深入金沙江流域的纳西、傈僳等民族村寨，搜集民间故事与歌谣，这些鲜活的生活素材 later 成为他历史小说中民族风情描写的重要源泉。他常说：“丽江的山水草木都是会说话的，要用心听它们讲述岁月的故事。” 二、烽火岁月觅前路：辗转求学与思想蜕变（1941-1949） 1941年，王丕震凭借自学功底考入昆明南菁中学高中部。在春城，他广泛接触进步文化，加入“青年文学会”，与楚图南、冯至等文化人通信请教。1944年，他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师从国学大师刘文典、方国瑜。方国瑜对云南地方史的研究，启发他将文学创作与历史考据结合——这一理念贯穿其毕生创作。 大学期间，王丕震积极参与反内战、反独裁的学生运动，曾在《云南日报》副刊发表杂文《论边疆青年的责任》，呼吁知识青年关注边疆建设。1946年，他在方国瑜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纳西族古歌中的历史记忆》，首次系统梳理了东巴经文学与汉族史书的互文关系，展现出严谨的学术素养。 1948年，王丕震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负责地下刊物《黎明》的编辑工作。同年，他根据丽江农民抗粮事件创作短篇小说《雪山下的火种》，以白族农妇的视角揭示旧社会压迫，该作在滇西北进步青年中传阅甚广。1949年10月，丽江和平解放，他作为学生代表参与接管旧政权工作，随后被派往剑川县参与土地改革，这段基层经历让他对滇西北社会结构有了更深层的认知。 三、笔耕不辍写春秋：历史文学的拓荒之路（1950-1978） 新中国成立后，王丕震先后在丽江专署文教科、云南省文联工作。1953年，他主动申请调回丽江，担任《丽江群众文艺》编辑。在此期间，他深入虎跳峡、老君山等地采风，整理出版《纳西族民间故事选》《金沙江船工号子》等著作，抢救性记录了大量濒临失传的民族文化遗产。 1956年，王丕震开始涉足历史小说创作。他以明代丽江木氏土司与藏族的茶马贸易为背景，创作长篇小说《木府风云》（初稿），试图通过家族史诗展现民族融合的历史脉络。然而，1957年的政治运动中，他因“宣扬边疆特殊论”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丽江县大具乡劳动改造。在田间地头，他仍偷偷用铅笔头在烟盒纸上记录民间传说，写下数万字的《滇西北民族史札记》。 1973年，王丕震被调回丽江地区文化馆从事文物普查。他跋山涉水考察白沙壁画、石鼓碑刻，撰写的《丽江壁画题材考》《石鼓铜鼓纹饰研究》等论文，至今仍是研究滇西北艺术史的重要文献。这段“学术潜行”时期，他将历史考据与文学想象深度融合，为日后创作积累了丰厚的史料储备。 四、晚霞绚烂照滇云：创作井喷与文化传承（1979-2003） 1979年，王丕震的冤案得以平反，时年57岁的他迎来创作生涯的巅峰。他以“每天八千字”的惊人速度投入写作，至2003年离世，24年间完成历史小说、传记、散文等作品150余部，累计超3000万字，被誉为“云南的二月河”。 其代表作《段氏大理国》系列（12部）以北宋至元代的大理国为背景，既还原了段正淳、段誉等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又融入纳西、白族的民俗文化，书中对“儒释合一”的大理国政治生态的描写，被历史学家评价为“填补了文学创作中的边疆史空白”。另一部力作《忽必烈与云南》则以宏大叙事再现了元军征滇的历史场景，其中对丽江土司阿良阿胡归降忽必烈的细节描写，结合了《元史》记载与纳西族口传历史，兼具史实与文学张力。 王丕震的创作始终秉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他曾说：“写历史小说，要让古人说‘人话’，让读者看见他们的喜怒哀乐。”在《木增土司》一书中，他通过木增与徐霞客的交往细节，展现了明代丽江的开放包容；《奢香夫人》则以女性视角重构了彝族土司夫人维护民族团结的故事，该书被改编为电视剧后，在西南地区引起广泛共鸣。 除小说外，他还撰写了《丽江文化史》《滇西北民族关系史》等学术著作，将文学叙事与历史研究有机结合。晚年，他致力于培养青年作家，在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开设“边疆文学创作”课程，亲自批改学生习作，其弟子中多人成为云南文坛的中坚力量。 2003年11月，王丕震在丽江病逝，享年81岁。临终前，他仍在修改长篇小说《茶马古道》的手稿。如今，丽江古城的“王丕震纪念馆”里，陈列着他用过的钢笔、泛黄的手稿和一整面墙的著作书影——这位从玉龙雪山下走出的作家，用毕生心血为滇西北历史文化筑起了一座文学丰碑。他的作品不仅是艺术创作，更是解读云南边疆民族史的“文学注脚”，至今仍在滋养着滇西北的文化土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