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士英(1596.5.9~1646),字瑶草,一字冲然,贵州贵阳府人。明末大臣。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天启时,迁郎中,历知严州、河南、大同三府。1632年,累官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因擅取公帑行贿,坐遣戌,流寓南京。1642年复起,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州、凤阳等地军务。1644年,拥兵立福王于南京,进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与高弘图、史可法并命。史可法出镇,督师淮、扬。马士英的权力因为挟傀儡福王以令群臣的谋略被巩固和加强了,但也加速了新建立的南明朝廷的覆灭。
1645年,清兵连破南京、杭州,马士英往投唐王,不纳。乃入方国安军中,国安败,又欲投唐王,亦被拒。 后马士英被俘,被清帝判处死刑。
马士英,字瑶草,约1591年出生于贵州贵阳(并非南明区,当时贵阳尚未有南明区这一行政区划)。其先祖是淮南仪真(今江苏仪征)人,明朝初年,始祖马成参军至贵州,因功升至指挥使之职,可世袭,马氏后代遂为贵州人。
早年经历与科举入仕
马士英的曾祖马福曾为昭勇将军,祖父马云龙科举失败后,在贵州城北谷七堡隐居。父亲马明卿为马云龙第三子,官至知州。马士英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他与怀宁人阮大铖一起会试中举。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马士英考中进士,被授予南京户部主事之职。天启年间(1621年—1627年),他曾任户部郎中,后又历任严州(今浙江建德)、河南、大同知府,在地方上积累了一定的治理经验。
官场沉浮
崇祯三年(1630年),马士英出任山西阳和道副使。崇祯五年(1632年),他被擢升为右佥都御史兼宣化府巡抚。然而,到宣化府刚一个月,他就擅挪公款贿赂朝中权贵,被镇守太监王坤告发,最终被判到边境戍守。此后,马士英流寓到南京。当时,阮大铖因牵涉魏忠贤逆案被罢官赋闲,也在南京,两人往来密切。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东林—复社人贿赂司礼太监,使罢相的周延儒再次入阁,阮大铖以金钱资助。周延儒出任内阁首辅后,阮大铖请其推荐自己,但因逆案及东林党人反对而被拒,于是转而推荐马士英。崇祯十五年(1642年)六月,马士英出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州、凤阳等处军务。同年,保定总兵官刘超起兵造反,马士英偕太监卢九德、河南总兵陈永福前往讨伐。崇祯十六年(1643年)四月,马士英多次击败刘超叛军并将其围困,后采用诱降之策,擒拿、杀死刘超亲信,将刘超生俘,押回京师后刘超被凌迟处死。马士英因镇压叛乱立功,在官场的地位逐渐稳固。
拥立福王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农民军进占北京,崇祯帝自缢身亡。留都南京的大臣们议立新君,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都在淮安躲避战乱。按伦常顺序应拥立福王,但钱谦益、吕大器、张慎言、姜曰广等大臣担心福王追究“妖书”“梃击”“移宫”等案,想拥立潞王。时任凤阳督军的马士英反对拥立潞王,他秘密联系操江诚意伯刘孔昭,总兵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等人,写信给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史可法,主张拥立福王。史可法犹豫不决,马士英便擅自带兵迎接福王到仪征,在其兵权压力下,诸大臣不敢再有异议。
五月一日,福王到达南京,两天后就任监国。福王监国后,任命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入阁办事;马士英加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仍任凤阳总督。之后,马士英想留在南京辅政,让高杰、刘泽清等上疏督促史可法到淮扬督师,史可法被迫前往,马士英得以掌管兵部。五月十五日,福王正式即位为皇帝,马士英因拥立之功,加封为太子太师,并被荫封锦衣卫指挥佥事。此后,他又多次加官进爵,在弘光朝廷中的地位日益显赫。
败坏朝纲与党争
马士英掌权后,在内依靠田成等太监,在外结交勋臣刘孔昭、朱国弼、柳祚昌,镇将刘泽清、刘良佐等,对阮大铖言听计从,魏忠贤的同党也被他起用。他不顾姜曰广、吕大器等人的反对,起用阮大铖为兵部添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后来阮大铖又转任左侍郎、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等职,而吕大器、姜曰广等人则先后被罢官。
马士英大肆纳贿,原兵部尚书张缙彦曾归顺李自成,李自成兵败后,他窜逃河南,却谎称要集结兵勇收复失地,通过贿赂马士英被官复原职,总督河北、山西、河南等地的军务,且有便宜行事之权。其他投降过的高官,以及普通百姓、衙役,只要重金贿赂马士英,也能获得官职。当时,清军进攻到宿迁、邓州后不久退兵,史可法告知马士英,马士英却认为是史可法为邀功而编造的谎言。侍讲兼给事中卫胤文在高杰军中做监军,高杰战败被杀后,卫胤文窥探到马士英的心意,弹劾史可法督军不力、给部队增加负担,马士英便提拔他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高杰旧部,史可法被分权。
此外,左良玉是据守长江上游的军阀,坐镇武昌。其部将黄澍到南京后,当面弹劾马士英贪赃枉法,何志孔也弹劾马士英欺下瞒上。马士英贿赂弘光帝身边的太监田成等人,得以留任。之后,马士英设法报复黄澍,导致左良玉与马士英产生嫌隙。弘光元年(1645年)三月,假太子案发生,黄澍在左良玉军中鼓动其起兵“清君侧”,左良玉先是上疏请求保全“太子”,并斥责马士英等是奸臣,之后又发布檄文,历数马士英的罪名,于三月二十三日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马士英决定由兵部尚书阮大铖会同靖南侯黄得功、广昌伯刘良佐以及池口总兵方国安等人组织堵剿,不顾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成友谦等人的反对,撤掉江北守军,致使淮扬地区防守力量薄弱。
国破逃亡与结局
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初十夜间,弘光帝同马士英等逃出南京,打算避往杭州。途经溧水时,遭到当地士兵的拦截抢掠,混乱中,马士英的儿子马銮护卫弘光帝逃往太平府,后又转入芜湖投靠靖国公黄得功。黄得功兵败自杀,弘光帝被俘。马士英带着四百贵州兵,护卫皇太后邹氏辗转赴杭州。
之后,杭州被清军攻破,潞王朱常淓投降,马士英又投靠严州总兵方国安。方国安军被清军击败后,马士英欲投靠唐王,但被唐王所拒,他又投奔到太湖义军吴易军中。1646年,清军进剿太湖,马士英兵败,逃入四明山削发为僧,后被清军俘虏杀死。
马士英在历史上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清代学者黄宗羲认为,自古以来“为相者,奸至马士英而极”。但也有学者如陈垣认为,马士英“实为弘光朝最后奋战之一人”,明史学者顾诚也认为,马士英虽然不是“救时之相”,但《明史》将他列入《奸臣传》是毫无道理的。他的一生经历了明朝末年的诸多政治风云,其行为和决策对南明弘光政权的兴衰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