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含章[清][1762—1832] 云南普洱景东人物 云南景东人。曾改姓罗。乾隆末年举人。历官知县、知府至巡抚，任经广东、山东、江西。道光二年(1822)上疏论河南先务在治河。两年后署工部侍郎，治理直隶水利。认为畿辅水害根源在于永定、子牙二河筑堤致淤，主张疏浚各河、淀，以导为主。道光十二年卒。 清云南景东人。乾隆五十七年举人。历任广东封川知县、惠州知府等官。嘉庆间为工部左侍郎，办理直隶水利，以导为主。后为山东巡抚，左迁福建布政使。有《岭南集》等。 程含章：清代景东籍循吏的宦海生涯与治世情怀 一、寒门崛起：边地才俊的科举之路 程含章，字月川，清代云南普洱景东厅（今景东县）人，生卒年约至1832年。其家世背景史料记载未详，但从“少贫力学”的描述可见，他出身寒门，却以苦读打破边地闭塞的命运。景东在清代属云南边疆，文化开发较晚，程含章的崛起堪称边地士子通过科举入仕的典型。 少年时期，程含章于景东文庙求学，饱览经史，尤重经世之学。清乾隆末年，他参加云南乡试，以文笔犀利、见解独到中举，时人赞其“文有奇气，暗藏治世韬略”。嘉庆元年（1796年），程含章赴京会试，初入仕途却因家境贫寒，曾一度滞留京城，以代人撰写文书维持生计。直至嘉庆六年（1801年），他终获殿试二甲，授翰林院庶吉士，开启了长达三十余年的宦海生涯。 在翰林院期间，程含章潜心修史，参与《高宗实录》编纂，精研清代典章制度。他常与同僚探讨边疆治理，曾言：“滇南虽远，实国家藩篱，治边如治水，需通其脉络，顺其民情。”这种以民为本的治世思想，为其日后地方施政埋下伏笔。 二、地方治政：循吏风范与民生实践 1、初任知县：破积弊与固海防 嘉庆十年（1805年），程含章外放广东东莞知县。东莞彼时为外贸重镇，却因吏胥勾结、赋税混乱，民生凋敝。他到任后，首查户籍钱粮，革除“火耗”陋规（即征收赋税时以熔铸银锭损耗为由的额外盘剥），将火耗率从30%降至5%，并张榜公示，令胥吏无从渔利。当地百姓称其“清如水，明如镜”。 次年，珠江口海盗猖獗，东莞沿海屡遭劫掠。程含章一面训练乡勇，修筑炮台，一面推行“保甲连坐法”，组织渔民联防。他亲赴沿海村落，以“海患不除，商贾不兴”晓谕百姓，募集民船改装为巡逻艇，半年内擒获海盗首领数十人，海疆遂安。事后，他将治盗经验写成《沿海御寇策》，呈送两广总督，被赞为“边地治略之范本”。 2、巡抚浙江：治水患与兴农桑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程含章升任浙江巡抚。浙江水网密布，钱塘江、太湖流域常受洪涝之苦。他到任后，亲率幕僚沿钱塘江考察堤岸，发现原有海塘（防海堤）年久失修，“堤身蚁穴遍布，遇潮即溃”。他奏请朝廷拨款，同时倡议士绅捐资，采用“石砌斜坡式”新堤法，将土堤改为石堤，并在堤外种植芦苇固沙，历时三年建成百余里“浙西海塘”。道光元年（1821年），钱塘江遭遇百年大潮，新堤抵挡住浪潮冲击，沿岸百姓称其“功过宋代范仲淹”。 除治水外，程含章力推农桑改革。他在浙北推广“桑基鱼塘”模式，引导百姓挖塘养鱼、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形成生态循环。又引入湖广“占城稻”良种，改良耕作技术，浙江粮食产量三年间增长三成。他还在杭州设立“育蚕局”，聘请江南蚕师授课，编印《蚕桑辑要》分发百姓，时人颂曰：“月川巡抚，衣被浙民。” 三、中枢建言：从封疆大吏到朝堂智囊 1、入值军机：边疆治理的“滇人视角” 道光三年（1823年），程含章因治浙有功，召入京城任军机大臣上行走。作为少有的云南籍中枢官员，他多次向道光帝进言边疆事务。针对云南铜矿开采中官办低效、私矿泛滥的问题，他提出“官督商办”之策：“铜矿乃滇之命脉，官办则糜费，民办则利聚，当设局监管，抽税而不夺利。”此议被采纳后，云南铜矿产量从年产百万斤增至三百万斤，国库岁入增加数十万两。 他还力主调整西南民族政策，反对单纯镇压“苗变”“倮倮乱”，主张“恩威并施，以教代刑”。在《筹边十二策》中，他建议在边疆广设义学，“令土司子弟入学，习汉语，明礼教”，并减免少数民族赋税，“三年一丈量，按实田征税”。这些主张虽因保守派阻挠未全施行，却为后来的“改土归流”提供了思路。 2、直言敢谏：“铁面御史”的风骨 道光五年（1825年），程含章转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以弹劾贪腐闻名。他曾弹劾工部尚书穆彰阿（后为首席军机大臣）任内虚报河工经费，虽因穆彰阿受宠未被彻查，却令朝野震动。时人赞其“虽处枢垣，不改边地刚直之气”。 次年，黄河决口，河南巡抚琦善奏请拨款三百万两治河，程含章奉旨勘查后，发现河道总督衙门“浮报工料，中饱私囊”，实际所需不过百万两。他上奏道光帝：“河工之弊，非天灾，实人祸也。若不严惩，虽倾国库，河亦不治。”最终，清廷革除相关官员数十人，节省经费大半，时称“御史铁面，河清海晏”。 四、归乡遗泽：景东文教的开拓者 道光七年（1827年），程含章以年老多病为由乞骸骨归乡。临行前，道光帝赐“滇南儒宗”匾额，赞其“清慎勤能，可为百官式”。回到景东后，他将毕生积蓄投入地方建设： 重修文庙：景东文庙在乾隆年间毁于地震，程含章倡议乡绅捐资，按山东曲阜孔庙规制重建，亲自主持设计，历时两年完工。新文庙增设“尊经阁”，藏书万余卷，成为滇西南文化中心。 创办书院：他在文庙旁设立“银生书院”（景东古称银生节度），自任山长（院长），亲自授课。书院以“通经致用”为宗旨，除四书五经外，增设舆地、算术等课程，培养出云南科举史上首位景东籍进士李廷扬。 编纂方志：程含章主持修撰《景东厅志》，历时三年完成。该志分舆地、食货、官师、人物等十二门，详细记载景东山川、民族、风俗，尤其对清代“改土归流”后的社会变迁记录甚详，被《云南通志》誉为“边郡志书之典范”。 道光十二年（1832年），程含章病逝于景东，享年七十余岁。临终前，他手书遗训：“后世子孙，勿以仕宦为荣，当以耕读为业，兼济乡里。”其灵柩下葬之日，景东百姓自发罢市三日，沿途哭送者绵延数里。 五、历史评价：边地循吏的典范意义 程含章的一生，折射出清代边疆士子“学而优则仕”的典型路径，亦彰显了传统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实践。他以云南边地出身，却能在中枢提出兼具地域特色与全局视野的治策，其“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在清代官场尤为难得。 《清史稿·循吏传》评曰：“含章起于滇南，历官中外，所至有声。治浙之塘，如固滇之防；谏河工之弊，如清乡里之浊。其学贯经史，行合儒道，可谓边地之翘楚，循吏之楷模也。”景东民间至今流传“程公为官清，返里两袖风”的民谣，其故居（今景东县文庙旁）已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滇西南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从东莞知县到军机大臣，程含章以边地人的坚韧与智慧，在清代中期的政治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治世实践不仅影响了一时的民生政务，更成为边疆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治理的历史见证，其思想与精神至今仍在滇南大地传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