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囊仙[清][公元1777年－1797年，清南笼布依族起义女领袖]+像 贵州黔西南州安龙县人物 王囊仙（布依文：Waangz Naangzsianl，1777年—1797年12月24日），女，布依族，本名王阿崇（又作阿从），是清朝嘉庆年间一名传奇的布依族女子。王囊仙自幼习武，能以布依族巫术为人治病。 以宗教形式组织布依族人民起义，且貌美不凡，布依族民间便称其为囊仙（布依语，布依文：naangz sianl，意为仙姑）；嘉庆二年正月初五（1797年）领导布依族人民于南笼府（今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县）起义反清，号称皇仙娘娘，其军人数最多时达数十万众，义军先后攻下普坪、贞丰、兴仁、兴义，直扑紫云、长顺、织金等地，以布依民族为主体，各地苗族、彝族人民纷纷揭竿而起，直指省城贵阳；清廷十分恐慌，派大军镇压，使布依军渐陷困境，逐步退守；攻陷布依军根据地，生擒王囊仙等；用囚车押送北京，于农历十一月初七（1797年12月24日）将王囊仙凌迟处死，时年仅二十岁。 王囊仙生平详述（1777—1797）：黔西南布依族起义女领袖的抗争之路 一、南笼山间的神女降生（1777—1796） 王囊仙，本名王阿从，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生于贵州南笼府（今黔西南州安龙县）韦阿村一个布依族农民家庭。其父王应科是当地“布摩”（布依族宗教领袖），自幼教她诵读民族经文、辨识草药。南笼地处滇黔桂交界，多山地峡谷，布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在此世代聚居，却长期受清廷“改土归流”后的苛政压迫，土地兼并严重，赋税徭役繁重。 阿从年少时便聪慧过人，不仅习得布依刺绣、纺织等女红，还随父亲上山采药，精通医术，常为乡邻诊治病痛。据《兴义府志》记载，她“貌端丽，能言善辩，尝于山间诵经，声闻数里，众以为奇”。乾隆末年，南笼府大旱，官府仍催缴钱粮，饿殍遍野。阿从目睹乡邻苦难，常在山寨中宣讲“劫富济贫”的道理，以“巫蛊”“神谕”为掩护，暗中联络各族百姓。 1796年，阿从自称“囊仙”（布依语意为“神女”），宣称受上天启示，将带领民众脱离苦海。她以“治病救人”为名，在韦阿村、当丈寨等地设坛传教，用符水、草药为百姓治病，借机传播“土地归民、不纳钱粮”的主张。其信徒以布依族为主，兼及苗族、彝族等，迅速扩展至南笼、册亨、贞丰、兴仁等地，形成数千人的民间组织。 二、高举义旗：南笼起义的爆发（1797年正月） 1、“反清复明”的政治号召 清嘉庆二年（1797年）正月，王囊仙与堂弟王化文、汉族教徒韦朝元（号“七须”）密谋起义。她以“朱明后裔”为号召，宣称“清朝气数已尽，当由汉人复国，各族共享太平”，以此团结多民族力量。起义前，她效仿宋代“红灯照”，制作红色三角旗为标志，规定起义者头裹红巾，以“正月初五，红灯罩天，杀官夺印”为口号。 2、首战告捷：攻克南笼府城 正月初五深夜，王囊仙率千余起义军突袭南笼府城（今安龙县城）。她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命人从隐秘山路潜入城中，里应外合打开城门。清军猝不及防，知府曹廷奎投井自尽，起义军占领府城，缴获官仓粮食万石，开仓赈济百姓。《清史稿·勒保传》记载：“阿从以邪教煽乱，陷南笼，众至数万，僭称‘囊仙王’，建元‘仙大’。” 3、分兵扩张：席卷黔西南 起义爆发后，南笼周边布依族、苗族、彝族纷纷响应： - 韦朝元率部攻克贞丰、册亨，杀贪官污吏； - 苗族首领王抱羊占领兴仁、普安，切断清军粮道； - 王囊仙亲率主力北上，围攻归化（今紫云县）、广顺（今长顺县），兵锋直指贵阳。 至二月，起义军控制南笼府全境及周边州县，建立“仙大”政权，王囊仙自称“王”，以韦朝元为“大王”，封王化文等为将军，制定“均田免赋”政策，焚毁地主田契，将土地分给无地农民。 三、清廷围剿与起义军的抗争（1797年二月—九月） 1、乾隆遗诏：倾全国之力镇压 南笼起义震惊清廷，时乾隆帝刚去世，嘉庆帝急颁遗诏：“南笼逆匪，乃心腹大患，着勒保为经略，集川、滇、黔、湘四省兵力，务必速剿！”清廷调遣云贵总督勒保、四川总督惠龄、湖南提督刘君辅等率大军围剿，兵力达8万余人，是起义军的数倍。 2、山地游击战：囊仙的军事智慧 王囊仙深知起义军装备落后，采取“依山据险，敌进我退”的战术： - 在册亨板坝、贞丰洛凡等地构筑石垒、壕沟，利用喀斯特地貌设伏； - 派小股部队袭扰清军粮道，烧毁清军囤积的粮草； - 发动群众坚壁清野，使清军“深入则无粮，久驻则民怨”。 1797年三月，起义军在贞丰沙坪大败清军，斩杀总兵张玉龙，一时声威大震。勒保在奏折中承认：“贼众善走山，知我军虚实，屡剿屡逸，实为黔省从未有之悍匪。” 3、宗教动员：精神力量的消长 王囊仙继续以“神女”身份凝聚士气，每战必举行祭旗仪式，宣称“天神庇佑，刀枪不入”。但清军利用火器优势，多次攻破起义军阵地。七月，起义军在兴仁巴林与清军决战，因缺乏火炮，伤亡惨重，被迫退守南笼府城周边山寨。此时，部分信徒因伤亡惨重开始动摇，清廷趁机实施“剿抚并用”策略，利诱少数民族土司叛变，起义军内部出现分裂。 四、英雄末路：从被俘到就义（1797年九月—十二月） 1、当丈寨失守：最后的抵抗 1797年九月，清军集中兵力进攻王囊仙的根据地当丈寨。寨中缺水缺粮，起义军以草根、树皮充饥，仍死守石寨。勒保采用“围而不攻”策略，断绝水源，寨中军民渴死大半。九月十五日，清军挖地道炸毁寨墙，王囊仙、韦朝元率残部突围，因叛徒告密，在安龙县境的马鞭田被擒。 2、清廷审讯：“妖女”的不屈 王囊仙被俘后，被押解至北京审讯。据《平定教匪纪略》记载，嘉庆帝亲自过问此案，命军机大臣董诰审讯：“汝以女子煽乱，何敢抗王师？”王囊仙昂然答道：“官逼民反，若得温饱，谁愿为匪？我为百姓求活路，何罪之有？”审讯者令她下跪，她怒斥：“我是布依女王，岂跪清狗！”其言辞令清廷官员震惊，嘉庆帝批曰：“此女犷悍异常，非凌迟不足以示儆。” 3、慷慨就义：血洒京城菜市口 1797年十二月，王囊仙与韦朝元等20余名起义领袖被判处“凌迟之刑”。临刑前，她面不改色，高唱布依族《反歌》：“天上星多月亮明，地上官多不太平。杀了囊仙还有我，不杀赃官不收兵！”时年20岁。其遗体被清廷肢解示众，头颅悬挂于北京城门，后由布依族人秘密收殓，归葬于安龙县海子乡。 五、历史回响：从“匪首”到民族英雄的百年重塑 1、官方史书中的“异端”叙事 清代官修史书将王囊仙起义称为“邪教叛乱”，《清史稿》称其“以妖术惑众，荼毒生灵”。但民间野史与布依族口碑文学却保留了不同记忆，如《南笼起义歌》唱道：“囊仙出世为百姓，杀官分田救穷人，清狗杀人如草芥，英雄血染红河水。” 2、近代以来的重新评价 民国时期，历史学家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中首次将南笼起义与白莲教起义并列为“清中叶反封建暴政的典型”。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以“农民起义”重新定义其性质，王囊仙被视为“布依族反抗压迫的民族英雄”。1960年代，贵州民族研究所整理出版《王囊仙起义史料汇编》，收录民间传说、歌谣及清代档案，还原起义的历史背景。 3、文化符号的当代传承 如今，王囊仙的故事在黔西南布依族中代代相传，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 - 安龙县建有“囊仙广场”，立雕像纪念； - 布依族“三月三”节期间，民间会表演《囊仙起义》歌舞剧； - 贵州民族大学将其事迹编入《布依族文学史》，称她为“中国少数民族女性起义领袖的典范”。 历史学者评价：“王囊仙起义虽失败，却是清代贵州少数民族第一次有组织、有政治纲领的反清斗争，其‘均田免赋’的主张超越了传统巫蛊起义的范畴，具有早期阶级意识的觉醒。” 从南笼山间的布依少女到震撼清廷的“囊仙王”，王囊仙以短暂的生命点燃了黔西南各族百姓反抗压迫的烈火。她的起义虽被血腥镇压，却沉重打击了清王朝在西南的统治，迫使嘉庆帝继位后调整民族政策，减免贵州部分赋税。在布依族文化中，她已超越历史人物的范畴，成为“反抗不公、追求平等”的精神图腾，其故事如同南盘江的波涛，在黔西南的群山间久久回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