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友芝[明][公元1811年－1871年，晚清金石学家、书法家，西南巨儒]+像 贵州黔南州独山县人物 莫友芝，字子偲，号郘亭，又号眲叟，贵州独山人。中国近代学者、诗人，晚清金石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家，宋诗派重要成员。 莫友芝于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中举人。晚客曾国藩幕，奉命查访文汇、文宗两阁《四库全书》残本，先后为丁日昌、庞际云聘为江苏书局、扬州淮南书局总校，往来大江南北，尽交魁儒豪彦，饱览秘籍善本。莫友芝与郑珍齐名，同出程恩泽之门，同为考据词章，并称“西南巨儒”，世称“郑莫”。 莫友芝好藏书，精版本目录学，善书法，诗学黄庭坚、陈师道，其诗严谨措意，着力锻炼，追求造语新奇，有生新瘦硬之风。身处末世，世乱难安，六赴春官不中的人生际遇，化为孤寂幽峭、块垒不平的诗情。身经遵义战乱和太平天国战争，纪实之作充满悲悯情怀和“诗史”特色。有《郘亭诗钞》6卷，同治修补本。《郘亭遗诗》8卷，光绪刻本。 莫友芝：西南巨儒的学术人生与文化坚守 一、家世渊源与早年求学：黔中书香的启蒙 莫友芝（1811年—1871年），字子偲，自号郘亭，又号紫泉、眲叟，贵州独山县人，晚清著名金石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家，被誉为“西南巨儒”。其学术成就与人生轨迹，不仅是个人天赋与勤奋的写照，更折射出晚清学术转型期的文化脉络。 莫友芝生于书香门第，父亲莫与俦（字犹人）是嘉庆四年进士，官至翰林院庶吉士、贵州遵义府知府，以经学、文学闻名黔中，著有《二南近说》《仁本事韵》等，治学强调“通经致用”，注重汉学考据与宋明理学的融合。这种家学传统深刻影响了莫友芝的学术取向。 幼年的莫友芝聪慧过人，据《莫友芝年谱》记载，他“三岁识字，七岁能诗”，十岁已通读《四书》《五经》。1821年，父亲莫与俦任遵义知府，举家迁居遵义，莫友芝随父入遵义湘川书院学习。在此期间，他不仅系统研习经史子集，更受父亲影响，对文字学、音韵学产生浓厚兴趣。1826年，十五岁的莫友芝参加童子试，以第一名中秀才，时人赞其“文如老吏，诗似成人”，展现出超越年龄的学术潜力。 二、科举仕途与学术奠基：从黔中才俊到京华学人 1831年，莫友芝赴贵阳参加乡试，中举人，时年二十岁。此后，他多次赴京参加会试，虽未中进士，却在京城结识了诸多学界名流，如曾国藩、何绍基、胡林翼等，开启了学术视野的新维度。 在京期间，莫友芝潜心研究考据学，尤其致力于《说文解字》的校勘与疏证。他发现当时通行的《说文》版本多有讹误，遂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基础，结合宋本《说文》及金石文字，撰写《说文解字注订》，纠正段注谬误数百处，展现出严谨的考据功力。曾国藩曾评价此书“考据精审，实发前人所未发”。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廷内忧外患，莫友芝深感科举仕途难以施展抱负，遂将重心转向学术研究。1842年，他返回贵州，先后主讲于贵阳学古书院、遵义湘川书院，培养黔中子弟，传播学术思想。在教学之余，他深入贵州各地考察金石碑刻，搜集地方文献，为日后撰写《黔诗纪略》《贵州通志》奠定基础。 三、学术巅峰与著述成就：金石、目录与文学的集大成者 （一）金石考据：以古文字证经史 莫友芝对金石学的贡献，在于将文字考据与经史研究结合，开创了西南金石学的先河。他遍历贵州、四川、湖南等地，搜集商周青铜器、汉魏碑刻、唐宋墓志铭等文物拓片千余件，撰写《郘亭金石跋》《金石笔识》等著作。 其中，《郘亭金石跋》收录跋文200余篇，对每一件金石器物的年代、形制、铭文进行详细考证，尤其注重以金文、篆隶文字校勘经史典籍。如在考证《毛公鼎》铭文时，他通过文字训诂，结合《尚书》《诗经》等文献，还原了西周晚期的政治制度，其结论被后世学者广泛引用。此外，他对贵州汉墓出土的“建初铜尺”“延光砖”等文物的考证，填补了西南地区古代度量衡与文字发展的研究空白。 （二）目录版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莫友芝在目录版本学领域的成就，集中体现在《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与《郘亭宋元本书目》中。他毕生致力于搜集宋元善本及明清精刻，曾遍历江南藏书楼，如浙江皕宋楼、江苏铁琴铜剑楼等，与藏书家瞿镛、陆心源等交流版本鉴别之学。 《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是一部综合性目录学著作，收录经史子集书籍万余种，对每种书籍的版本源流、校勘异同、收藏情况均有详细记载，尤其注重辨析伪本、劣本。如在考证《史记》版本时，他对比宋刻本、元刻本及明汲古阁本的文字差异，指出明本多据俗本翻刻，讹误甚多，为后世版本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此书被张之洞列为“学者必读之书”，称其“于学术源流，最为有益”。 （三）文学创作：黔中诗派的领军者 作为“黔中诗派”的代表人物，莫友芝的诗歌兼具考据之思与性情之真，风格沉郁顿挫，兼具宋诗的理趣与汉魏的风骨。他与郑珍合编的《黔诗纪略》，收录贵州历代诗人作品2200余首，为保存黔中文学遗产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莫友芝的诗作多反映社会现实与个人心境，如《有感》一诗写道：“烽烟迷楚塞，豺虎乱秦关。叹息苍生苦，何时甲兵闲？”借咏史表达对鸦片战争后国家命运的忧虑。他的山水诗则融入贵州的奇山异水，如《登黔灵山》中“云气千峰合，江声万壑来”，以雄奇笔触展现黔地风光，被梁启超称为“能以考据入诗，而不失性情之正”。 四、治学精神与文化影响：西南学术的开拓者 莫友芝的治学精神，体现为“博采众长，实事求是”。他虽推崇汉学考据，却反对空谈训诂，主张“以考据明义理，以义理统考据”。在《郘亭遗书序》中，他强调：“为学之道，必本于经，而归于用。不究经义，则不知圣贤之心；不切实用，则无以救时弊。”这种学术理念影响了一代黔中学者。 作为“西南巨儒”，莫友芝的文化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学术传承：他培养了黎庶昌、张裕钊等著名学者，其中黎庶昌继承其目录学与金石学衣钵，编撰《古逸丛书》，成为晚清版本学的重要成果； 2、地方文献整理：除《黔诗纪略》外，他参与编撰的《贵州通志》（咸丰朝），系统梳理了贵州的历史、地理、文化，被称为“黔史之圭臬”； 3、书法艺术：莫友芝擅长篆隶，书法风格古朴苍劲，融合金石文字的韵味，其篆书对联“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周铜盘铭富贵吉祥”，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被视为清代篆书的典范。 五、晚年境遇与历史评价：乱世中的文化坚守 1860年后，太平天国运动与西南苗民起义爆发，莫友芝辗转于贵州、湖南、湖北等地，虽身处乱世，仍坚持学术研究。1864年，曾国藩邀请他入幕府，主持江南书局的古籍校勘工作，他在此期间校订《资治通鉴》《文选》等经典，推动了晚清学术典籍的整理。 1871年，莫友芝在前往江苏扬州搜集古籍的途中，病逝于运河舟中，享年六十一岁。临终前，他仍手握《说文解字》校勘稿，留下“生平所学，未竟其半”的遗憾。 后世对莫友芝的评价，多聚焦于其学术成就与文化担当。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他为“西南学者之宗”，认为其金石学与目录学“足与江浙诸老抗衡”；章太炎则赞其“学通汉宋，识贯古今，非独黔中无其匹，即天下亦鲜俦侣”。 莫友芝的一生，是在乱世中坚守文化理想的典范。他以黔中为根基，却超越地域局限，将西南学术引入全国视野，其学术成就不仅是贵州文化的骄傲，更是晚清学术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从经学考据到文学创作，从金石研究到目录版本，他以多元的学术实践，诠释了“通儒”的深刻内涵，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