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一琦

明代官员、书法家

乔一琦（1571—1619）明代名将、书法家。字伯圭，号原魏，南直隶松江府上海（今上海）人 。世居上海，少年英俊，仗义执言，人称“乔公子”，因屡试不售，乃习武，中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武举。少年时自募拳勇抗倭，为仇家诬为不轨，被逮入狱，苏州府推官袁可立昭雪其冤。 四十七年随刘綎出兵攻后金，以游击监朝鲜兵，军败，投滴水崖死，事见《明史》。卒后赠都督同知。清乾隆赐谥“忠烈”。行草书运笔劲健，面目清新。其书迹留有《乔将军草书帖》及自写诗十八首等。

乔一琦祖籍上海南汇，其祖父乔镗在嘉靖年间以诸生身份招募士兵抗击倭寇。后来，乔氏一族有一支迁入县城，他们的居所位于如今黄浦区乔家路143号，毗邻徐光启的故宅九间楼（靠近黄埔区小南门巡道街）。该居所的主体结构仍依稀可辨，门外有一个旗杆石礅，上面刻着三枝戟，寓意“连升三级” 。乔一琦的后人迁至上海县西乡（现今属于上海长宁区），定居在法华镇高封桥。

乔一琦的父亲方伯懋敬，号纯所，官至山西左布政使。他在佥闽宪时，梦到韩魏公，随后便生下了乔一琦，因此为其取名一琦。乔一琦生来肌肤如玉，眼眸似霜，身材魁梧壮硕。闽中前辈陈公善于品鉴人物，见到乔一琦后，大为称奇，说道：“这孩子的风骨不逊色于班定远，只是恐怕难以活着进入玉门关。” 

乔一琦年少时便颇具才名，读书时能够一目十行。16岁时成为庠生，随后进入太学，参加都试。考试结束后，他将三场应制艺展示给客人看。客人向方伯表示祝贺，认为乔一琦必定高中。然而，最终乔一琦却落榜了。从此，他开始厌恶并轻视经生之业，曾感叹道：“大丈夫活着不能被封为万户侯，死后也应当留下万古之名。怎能坐在冰冷的毡子上，守着破旧的砚台，像辕下之驹那般局促呢？” 于是，他开始逐渐仗义疏财，结交豪杰，学习击刺之术，喜爱谈论兵法。而且，乔一琦臂力过人，能拉开五石之弓，左右开弓射箭，舞动长矛如飞，因此凭借武勇骑射闻名三吴。武弁之类的人见到乔一琦，无不恭敬避让。然而，乡里那些拘泥守旧的人，却常常私下诋毁他。

在壬辰癸巳年间（1592 - 1593），日本关白之事爆发。当时，吴中地区的诸位公子年少轻狂，商议自行招募拳勇之士报效国家，却被仇家诬陷为图谋不轨，纷纷被逮捕入狱。当时睢阳人袁可立担任苏州府推官，极力为他们洗刷冤屈，事情得以澄清，众人获释。此时，乔一琦的父亲懋敬已经去世，乔一琦内心郁郁不得志，于是投身军旅，在癸卯年（1603）考中武举。他渴望建立奇功，洗刷之前的耻辱，径直前往塞下。起初，乔一琦因孟河防盗之功被举荐给朝廷，随后被钦授为辽东广宁守备，深受按臣熊廷弼喜爱。戊申年（1608），乔一琦负责抚顺的防守。恰逢巡抚张悌到任时被敌人围困，乔一琦策马冲入敌阵，斩杀了敌军的几名首领，敌人于是散去。张悌回朝后极力举荐乔一琦，称其可委以重任，乔一琦因此被调往宣府滴水崖担任守备。到任后，他训练士兵，修缮堡垒，使得一方安宁。蒙古鞑靼部的三娘子依仗势力，率领众人进犯龙门，参将遇害。乔一琦单枪匹马前往敌营，向他们阐明利害关系，宣扬朝廷的威严与恩德，从而避免了边患。

明人撰写的袁可立传记中均提及乔一琦案，其中董其昌的《节寰袁公行状》记载最为详细：“当时海上倭寇警报森严，吴中地区的豪门子弟王士驌、乔一琦等人见此情形，积极响应，争相招募人员自保。一群不法之徒穿着华丽的衣服，骑着高头大马，目空一切，言语嚣张，在都市中招摇过市。于是有人告发他们谋反，两台官员秘密询问袁可立，袁可立深知他们并非如此。四郡会审后，最终无事。实际上有人因妖言获罪，不久后被释放。如果不是袁可立主持正义，这几个人就要被灭族了。” 首辅孔贞运的《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也记载道：“王士驌、乔一琦等人，是吴中地区的狂生。恰逢听闻海上倭寇警报，于是招集乡勇，手持弓箭自卫。有仇怨的人以谋反罪名中伤他们，抚按官员为此大惊失色。袁可立查明他们并无其他意图，多方担保。后来会审，果然没有实证。这些书生能够免于死刑，全是袁可立的再造之恩。” 

2013年，颜晓军在中国美术学院的论文《董其昌画禅室里的艺术鉴赏活动——董其昌与袁可立父子的交往》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考证：袁可立在担任苏州推官期间，因成功处理了多个棘手的重大案件，受到万历皇帝的嘉奖。其中一个便是“通倭案”。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兵侵略朝鲜，朝鲜向明朝求援，万历皇帝发兵援朝，史称“万历朝鲜之役”。海上倭寇警报传来后，以前饱受倭患的松江和苏州等地陷入紧张混乱。由于海禁防御，很多缙绅势家常常利用“通倭”罪名相互诬告、倾轧。吴中子弟王士骐、王士骕兄弟为保卫家乡，招募兵勇演习骑射、训练水兵以防不测。他们分别是文坛领袖王世贞的长子与次子，而此时王世贞已去世两年。王士骕还与上海人乔一琦、无锡人秦灯交好，他们往来密切，聚众联防，认为这是消灭倭寇、建立功勋的大好时机。王士骕文采出众，乔一琦擅长书法，秦灯则能言善辩。他们都是当地的豪门士绅、贵介公子，而且王士骕的妻子潘氏是上海潘恩的孙女、潘允哲的女儿。所以这些子弟年少轻狂，“穿着华丽的衣服，骑着高头大马，目空一切，言语嚣张，在都市中招摇过市”，结果招致仇家诬陷，说他们募兵谋反。江南巡抚朱鸿谟素来好大喜功，上疏朝廷称这些年轻人勾结倭寇证据确凿，随后下令先逮捕诸公子，王士骕、乔一琦等人因此入狱。判决秦灯处斩，王士骕戍边，乔一琦发配，众人冤屈不已。

袁可立和董其昌都与他们有着共同的交友圈或姻亲关系。袁可立在陆树声家读书；董其昌老师的女儿嫁给陆树声之子陆彦章；莫是龙的长女嫁给潘恩之子；王士骕又娶潘恩孙女；王世懋第四子王士駪娶了韩世能的女儿，韩世能是苏州人，也是董其昌的馆师。董其昌于万历二十年（1592）九月在奉命出使武昌册封楚王朱华奎后的归途中路过嘉兴，陈继儒还从王士骕的弟弟王士骏家里借了虞世南的《汝南公主墓志铭》赶到嘉兴，他们一起观看、临摹。所以当时这件“通倭”案闹得沸沸扬扬。袁可立既觉得可疑，又从中维护，发现招供的内容都是子虚乌有之事，于是阻止了案件的审讯。袁可立极力保释他们，加上王穉登也积极营救，江南士人的舆论都认为他们冤屈。后来两台官员秘密询问袁可立，他将其中原委陈述清楚，后来“四郡会审，最终没有事实依据，以妖言罪论处”，制造这起冤案的官吏分别受到了处分，各位公子才得以免死或解脱。乔一琦直到朝鲜战争结束后才得以出狱，万历三十一年（1603）以武举身份从军。后来他受到熊廷弼和张悌的赏识，在辽东抵御后金，被擢升为游击将军，屡建战功。后在滴水崖被后金围困，跳崖殉国。在朝鲜之役期间，王世贞第三子王士骏先去世，年仅二十九岁，死后无子。王士骕也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死于狱中，年仅三十五岁，死后亦无子，他的妻子潘氏为其整理遗文。他们的叔父王世懋曾经撰写过《远壬文》一卷，《四库全书总目》在论述此书时说：“这一卷是他教导子弟的作品，详细陈述了亲近不良之人的危害，言辞虽然浅显，但切中人情世故。后面有王三锡、钱顺德两篇跋以及王世懋自己的跋。后来王士骕等人最终因为不谨慎交友，几乎遭遇大祸，幸好有很多人帮助他们，才得以解脱。可见王世懋有先见之明。” 

关于乔一琦的死因有两种说法。《明史》《大清一统志》都说乔一琦投崖而死，而《黄清开国方略》《钦定盛京通志》《皇明文献通考》都认为乔一琦是自缢身亡。（参考2013年颜晓军中国美术学院论文《董其昌画禅室里的艺术鉴赏活动——董其昌与袁可立父子的交往》）

戊戌年（1618），辽东战事爆发。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由反叛，攻陷抚顺，辽东总兵张承胤驰援失败，战死沙场。五月，明朝任命杨镐为辽东经略。七月，清河失守。当时朝廷常常为缺乏将领而担忧，科臣首先举荐乔一琦，认为他可独当一面，于是乔一琦被升迁为辽东都司镇江游击，监督朝鲜兵。当时杨经略与熊廷弼有矛盾，并且对乔一琦也心存疑虑。有人说：“辽东之事难以处理，都在阻止他前行。” 乔一琦慷慨激昂地说：“大丈夫为国家竭尽全力，怎会在意利害得失。我只恨不能与单于一战。况且经略是为国家寻求人才，怎会因为个人恩怨而阻碍壮士呢？” 已未年（1619）二月，明朝派总兵杜松率领西路军、马林率领北路军、李如柏率领南路军、刘綎率领东路军，四路大军齐发，直指建州都城赫图阿拉。乔一琦隶属东路军，在刘綎麾下，人们称他为“乔公子”，担任东路军先锋，独自率领前队。一路北上，势如破竹。此时乔一琦对刘綎说：“此地深入山区，道路虚实不明，恐怕不宜贸然前行。而且敌人连败而退，怎知不是在引诱我们呢？” 刘綎没有听从。殊不知此时西路军已经全军覆没、北路军败逃、南路军不战自溃。此前，杨镐担任辽抚时，与李宁远成梁的几个儿子交情深厚，曾以兄弟相称。李如柏是宁远的次子，凭借父兄的功劳承袭爵位，后来因病辞官，沉迷酒色二十年，早已没有了少年时的英锐之气。他的妾是奴酋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所以四路进兵的消息都被努尔哈赤知晓。而杨镐在癸巳年东征时（1593）弹劾刘綎贪婪残暴、桀骜不驯、勒兵横行，曾索要朝鲜国王陪臣的美女、财货十几车带回，因此被刘綎嫉恨。丁酉年再次出征（1597），杨镐以经理的身份督率众将，岛山之役中他以功掩败，被刘綎所不齿。行军途中，刘綎遇到杨镐的士兵也不避让，指责他们不敬，还指挥家丁将其乱拳打死，杨镐对此怀恨在心。所以此次用红旗催促刘綎出战，一心要置他于死地，于是东路军呈现出孤军奋战的态势。当时后金兵抽调全部精兵六七万骑兵，全力迎战，将东路军重重包围。乔一琦率领亲兵奋勇突围，转战数十里后与刘綎的部队会合，整顿阵势等待敌人。乔一琦挺身而出，奋力拼杀，斩杀了努尔哈赤的三子阿都及其女婿火胡里，挫其锋芒，东路军的兵势稍有振作。努尔哈赤又让投降的士兵拿着杜松的令旗催促刘綎前往救援，诈开寨门，铁骑突然冲入，刘綎力战而亡。乔一琦登高远望，只见敌军不见首尾，仍手持虎尾叉指挥朝鲜兵杀入敌阵，激战数十回合后无法突围，还被流矢射中。他率领残兵据守一座山自保，然而朝鲜兵的两位统帅姜宏立、金景瑞已经向后金投降，还打算将乔一琦捆绑起来献给后金。有人劝乔一琦逃走，乔一琦仰天叹息道：“大将军不听我的话才导致如此下场，这难道不是天意吗？今日之事，唯有一死而已。我坚守道义，不会屈节辱国，也不会辱没自身。” 于是下马朝着朝廷的方向叩拜两次，投崖而死，年仅四十九岁，跟随他一起赴死的有四十二人。

明熹宗即位后，兵科杨涟上奏乔一琦殉难之事，熹宗皇帝嘉奖他的忠义，封赠乔一琦为左府都督同知，世袭四级，其子在本卫世袭百户。赐钱在法华镇西三里处的乔家宅修建特祠，名为乔一琦祠堂，朝廷每年派官员祭祀。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朝廷赐予乔一琦“忠烈”称号，加谥号太傅，将其牌位放入忠义祠祭祀。乾隆皇帝在苏州见到乔一琦的后裔乔光烈时称赞道：“你们家真是文武世家啊！” 至今，遵义路街道仍有乔氏后人延续。

松江人丁远，擅长书画，号自迩先生，与乔一琦关系最为要好。年少时曾游历燕北、辽东。已未年深河之役时，乔一琦有感于局势危急，让自迩在战场六十里外等候，自迩因此得以免于遇难。自迩得知乔一琦战死的消息后，痛哭而归，后来隐居乡间，曾经画过乔一琦的画像，每年按时焚香缅怀他。

乔一琦(1571～1619年)，字原魏，号伯圭，上海县西乡(今属上海长宁区)人。祖居法华镇高封桥。他少年聪颖，体力过人，喜好骑马击剑，能拉开五石之弓左右射箭，以武勇闻名。16岁补为博士弟子员，喜欢结交朋友，轻财重义，人们都称他“乔公子”。当时，川沙近海处有一匹黑色野马出没，性情暴烈，伤及百姓，无人能制服它，乔一琦设计将其捕捉并驯服，作为自己的坐骑。乔一琦研习书法，专攻怀素、二王笔法，后来有集王羲之书《金刚经》、草书《千字文》石刻流传于世，其书法属上乘之作，董其昌称其书法“生龙活虎”。他的诗作也颇为出色，如今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他所著的18首诗的草书帖和金刚经石刻两种。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癸卯，乔一琦考中武举，被委任为把总，奉命在孟河练兵。后来担任辽东广宁卫守备，不久移驻山海关东的滴水崖，乔一琦在石头上书写大字“镇星之精”。万历四十六年五月，乔一琦升任辽东镇江卫游击，日夜练兵，从不松懈，以防境外后金军入侵。同年，金兵攻打抚顺，神宗皇帝挂念辽东战事，征召刘綎为左府佥书。第二年二月，经略杨镐命令大将军刘綎等人率兵分四路出征，刘綎为南路右翼。当时需要挑选勇敢善战的人担任先锋，大将军说：“没有人比乔公子更合适了！” 于是任命乔一琦为游击将军，统领500名精兵先行开道，同时监督由姜弘立、全景瑞统帅的朝鲜军一同进军。乔一琦的军队进入宽奠口，与后金军遭遇，激战数十次，所向披靡。接着，乔一琦与海盖道、康应乾所率的朝鲜军会合，军队集结于富蔡郊外，准备深入敌境发动攻击。此时，刘綎所率的南路主力溃败，几乎全军覆没。乔一琦的军队陷入包围，转战退至滴水崖，乔一琦中了流矢，打算转移到固拉库崖准备反击。不料，朝鲜军主帅姜弘立、全景瑞被俘后投降敌人。乔一琦腹背受敌，恢复失地的图谋无望，又宁死不降，于是面向京师跪拜后，从容投崖自尽，年仅49岁。跟随他一起赴死的士卒有42人。

明熹宗即位后，兵科杨涟上奏乔一琦殉难之事，熹宗皇帝嘉奖他的忠义，封赠乔一琦为左府都督同知，世袭四级，其子在本卫世袭百户。赐钱在法华镇西三里处的乔家宅修建特祠，名为乔一琦祠堂，朝廷每年派官员祭祀。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朝廷赐予乔一琦“忠烈”称号，加谥号太傅，将其牌位放入忠义祠祭祀。乾隆皇帝在苏州见到乔一琦的后裔乔光烈时称赞道：“你们家真是文武世家啊！” 至今，遵义路街道仍有乔氏后人延续。

乔一琦擅长诗书，他所作的诗赋、古文词，都新奇警策、超凡脱俗。尤其擅长书法，笔势多如龙蛇飞动。在狱中时，他专心研究义献笔法。有集王右军书《金刚经》、草书《千字文》石刻流传于世，同郡的董其昌评价其书法“生龙活虎”。他的诗以盛唐为宗，尺牍短章都富有情致。如今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他所著的18首诗的草书帖和金刚经石刻两种。